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是蒙胧的反抗也会给人们带来星点的光明。毛泽东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当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充满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红楼梦》，在于这部现实主义不朽名著在描写黑暗与丑恶的时候，展示了对光明的向往。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加写：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泽东讲“民主文学”、“民主性”，是说“不满意封建制度”，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中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时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同情弱者、反抗强权、同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主张个性解放和争取民主独立，是毛泽东的性格，也是毛泽东一贯奉行的理念。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又讲：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视角之三：

　　古为今用，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颗摧残的明珠。毛泽东之所以对《红楼梦》爱不释手，是因为它是中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名著，具有高水平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他还讲，《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媲美文学作品。

　　毛泽东经常讲，《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了解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作品。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得出的一条经验，也是他倡导的以古鉴今、学习《红楼梦》的创作方法的一个侧面。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艺演讲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红楼梦》里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通过这些话，毛泽东要求“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号召文艺家实际生活，丰富实际经验，充实内容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以古喻今，借鉴《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说明政治态势，也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的向延安送，告戒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是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戒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使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泽东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和平为幌子而苟延残喘的实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对抗美帝国主义主义，又要防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泽东讲，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以古释今，借用《红楼梦》中的思想和语言说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选举、文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都要协商。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 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西方资产阶级发展和《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认为从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360多年的发展，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17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取得胜利，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

　　从社会历史视角审读《红楼梦》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和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从阶级斗争视角审读《红楼梦》揭示了达到消灭封建社会和阶级社会的途径和方法，从古为今用的视角揭示了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内在规律，这些视角表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探索，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读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个典范。建国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解读《红楼梦》，他从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的态势、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当时的时代主题、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开拓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要求。

　　众所周知，1954年10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学术界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原因分析很多。除去政治原因、《文艺报》原因、建国初意识形态的状况等原因不谈，从毛泽东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与俞平伯的“红学”观的差异来看，毛泽东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有必然性的一面。

　　毛泽东批注过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毛泽东到底在什么样的根本问题上不同意俞平伯的观点呢？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是相去甚远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堪比世界高水平文学著作反差是相当大的，“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是毛泽东的基本评价。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这样当两个“小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的时候，当然支持这场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