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毛泽东从1954年10月开始，以支持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为契机，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信中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批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17]

　　根据毛泽东的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立即召开会议，初步检查了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检查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护士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报刊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清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是一场迫切的斗争。随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案。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由艾思奇负责召集；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主要由侯外庐负责召集；忽视历史观点批判，由范文澜负责召集；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由冯友兰负责召集；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由何其芳召集；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由尹达负责召集；《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由张天翼负责召集；对历来《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由聂绀弩负责召集。各主要论文送请《人民日报》发表。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同时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18]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指示强调：“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19]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深厚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关注这场斗争，借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由头，发动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这是毛泽东从开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唯心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奴才哲学，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应当承认，这一切都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重大问题。在1954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尚未占据显著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文史哲等学科中，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

　　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

　　经过1954年10月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经过1955年底到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如何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苏联的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干预过多等问题，也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27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发言，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别开，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他还谈到，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20]

　　4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明确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21]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并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22]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对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意见，于1956年7月1日实行改版。在《致读者》的改版社论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3]中共中央在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时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24]。《人民日报》的改版，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范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领导下，新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无庸置疑地取得了的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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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1951年5月23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1~362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0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内部出版，第194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2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9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4页。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0]《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3~1125页。

　　[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492页。

　　[23]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第一版。

　　[24]《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83~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