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五四运动高呼“民主”、“科学”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这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者，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时28之久，牺牲了上千万烈士，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创建，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打开了通途。

　　中国共产党讲民主，同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要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也是最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民主。

　　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途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重蹈历史覆辙，可以避免“历史周期律”，那就是靠人民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

　　民主作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理念的，抽象的。但作为国家制度安排，却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执政党要把自己关于民主的理解从诉求变为制度，往往要经过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很好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第一部共和国宪法里，就贯穿着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这两大原则。人民民主、人民幸福，这一神圣而庄严的追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拥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作顽强的斗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腐败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开始探索通过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个好办法。而这正是他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从正确的命题出发而导致错误的结果的开始。实践证明，“四大”既脱离了社会主义民主，也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不是一个成功的探索。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以后，毛泽东感觉用了许多办法自上而下地解决党内的阴暗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他想探索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四大”的方式，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的“反修防修”问题。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已有的民主与法制彻底打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被推向了极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原先曾经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各级领导，竟会发展到失控的地步；更没有料到，党内少数野心家和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会沆瀣一气，利用群众运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时，也有貌似民主的“大民主”，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在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和打砸抢分子的怂恿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就连共和国主席也难以幸免。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而“文化大革命”滥用“民主”、滥用“群众运动”的恶果，则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严重破坏，甚至是践踏民主与法治。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和群众运动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由此，我们逐渐走上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6]

　　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