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的两种心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消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消除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既倒。因此,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并把它称为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氰之一。他不能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加以否定。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是持不公开的否定态度的,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维护“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交锋之时,毛泽东当然站到维护“文化大革命”一边,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正因为如此,他才同意批林批孔,并通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方式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这方面的问题看得更多,他不能不考虑解决“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果的问题。他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支持周恩来恢复经济秩序和打开国门的一切举措,还亲自为许多老干部平反,起用邓小平担任党、国家、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他对“四人帮”的活动有觉察,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他们在搞“上海帮”。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的上述工作只是在总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前提下对“左”的错误的局部纠正,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既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又要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是当时毛泽东的两种心态。一48一毛泽东的两种心态是相互矛盾的。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心态影响下,毛泽东采取了一些根互矛盾的举措。
其一,毛泽东既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支持周恩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使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继续重用“四人帮”,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让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让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其二,他在具体工作中,既批评“四人帮”,也批评周恩来。他批评“四人帮”搞帮派,批评江青有野心,但他根据不可靠的捎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并且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
其三,他试图调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矛盾。他安排张春桥当国务院副总理,与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工作。他让王洪文与周恩来共同筹备四届人大。1974年,周恩来、王洪文一同赴长沙向他汇报筹备四届人大的情况后,他让周恩来与王洪文留在长沙谈谈。他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同时也夸张春桥“有才干”。 毛泽东役有想到“四人帮”与以周j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之间防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当他从前述的两种心态出发,试图调和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未能奏效时,他对这两种力量都感到失望。
五、“第三种力盘”的崛起
毛泽东在对上述两种力量均感到失望之后,开始在保留两种力量的情况下,寻找第三种力量,来逐步取代上述两种力量。 基于毛徉东既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安去场、“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洽着斗、批、改的步骤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他寻找的第三种力量除了当时党章公开规定的接班人标谁外,还要有如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维护“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第二,他们具有某种务实精神,能够在“抓革命”的同时“促生产”,是能够在恢复国民经济中起作用的。第三,他们与老干部和新干部(指“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都能共事,但又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都没有历史联系,因此他们只忠实于毛泽东及其路线。 在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毛泽东迅速起用华国锋等一些干部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同时选拔一些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干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起用一些过去长期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57。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试图让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接班的意图是明显的。 但是毛泽东是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和“四人帮”都保留在党中央内的情况下扶持第三种力量的,这不可能消除党内斗争。在他逝世后,这场斗争终于白热化了。 在毛泽东逝世后,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人帮”一方面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仍恨之人骨,急欲除去他们而后快。另一方面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极为不满,急欲取而代之。他们要煽动更大的动乱,试图乘乱夺权。这是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暴乱,在北京也上下活动,制造夺权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最高利益,另一方面也都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回过头去客观地分析这殷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他两种心态影响下,在调和党内两种力量之间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失败之后,扶持第三种政治力量,是有重大历史影响 (下转44页)一49一(上接49页)的。
第一,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又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少帮·,而是交给了第渐力量,而这第三种力量虽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那是认识上的钊误,与“四人帮”有本质的区别。“四人帮”是既有根源蒂固的极“左”理论作指导,又羊极大政治野心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而由第三种政治力量掌握匀导权,为我党纠正错误,提供了缓冲条件。
第二,毛泽东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解职后,穷未在中央内搞大规模清洗,相反,他保留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否定“文化大革命”郎人继续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这客观上为后来我党健康力量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码“四人帮”创造了条件。基于此,我们应当肯定:毛泽东晚年对“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心态及在这两种心态影响下的举措,虽未达到毛泽东原来的预想,但却客观上为我们党和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与毛泽东的两种心态@陈立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正>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我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世人,启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思考,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于是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毛泽东对待这场斗争有复杂的心态。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基于复杂心态作出的举措,又对这场斗争的结局产生了出乎他意外的影响。在时过二十多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了解我党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有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