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况

　　（一）有关邓小平生平研究的著作出版情况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出版的有关邓小平生平的研究论著也最有分量。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这部《年谱》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60%的内容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200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辑了《邓小平年谱（1904～1974）》。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还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生平研究著作，如由科技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是从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揭发交代材料中，辑录出来的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

　　2005年1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邓小平自述》。2011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这是从《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专题文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以及有关档案资料中选取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编写而成的。

　　此外，一些专题文献集也相继出版。2006年1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编辑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活动的系统、权威材料。2007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是了解邓小平这一时期有关教育工作的参考书。

　　十年来，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也推动了对邓小平生平的研究。比如，2004年8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有关邓小平的研究热潮。

　　十年来，广大理论工作者撰写出一大批邓小平生平业绩研究著作，如张化的《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陈开枝的《回忆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周一平的《邓小平生平研究史》，龙平平的《开创——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史话》，龚育之等的《重读邓小平》，宫力的《邓小平与美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中国出了个邓小平》，刘金田、张爱茹的《邓小平视察纪实1957～1994》和《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程中原、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刘杰、徐绿山的《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等，都是研究邓小平生平活动的力作。

　　（二）对邓小平伟大功绩的主要评价

　　邓小平去世后，中共中央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十年来，中共中央对邓小平伟大功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几个重大时间节点上。

　　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认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报告指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胡锦涛再次强调：“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选择到广东，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他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

　　为了更好地宣传邓小平的思想和业绩，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世纪伟人邓小平——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展览》全面展现了邓小平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也表达了思想理论界对邓小平伟大功绩的高度评价。

　　还有一些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权威评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如薄一波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继毛泽东同志之后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小平同志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实现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薄一波认为是“始于毛而成于邓”。冷溶指出，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倡导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

　　十年来邓小平生平研究主要成果

　　十年来，对邓小平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平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成果，产生了一些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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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政大西南和初到中央

　　从1949年11月开始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到1952年7月调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在西南工作将近三年，这段时间被习惯称为西南局时期。这段时期虽然不长，但在邓小平一生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4年以来，邓小平主政西南的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主要侧重在思想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详细考察了邓小平1952年至1956年的工作和思想轨迹，指出：1952年以后，邓小平由大区党政负责人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主政西南安邦定局的深厚历史基础上，参与领导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协助中央处理繁重的日常事务，以执行中央路线的坚定性，顾全大局的政治家气度，锐意进取开创新局面的领导作风，以及公正、公道的政治品格，赢得了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高度信任，稳健地步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走上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七）十年总书记期间

　　关于邓小平与第二次庐山会议。对1961年八九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长篇讲话，有研究者指出：从1961年到1967年的七年时间内，邓小平提出都要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充分反映出邓小平对工业困难形势的认识。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调整经济“方法要对头”，主张采取抓重点、打歼灭战的办法。邓小平的长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

　　关于邓小平与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研究者经过考证认为，作为总书记，邓小平会前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组织中央书记处对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文件进行了一次系统清理，编出两本册子，一是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二是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大会筹备期间，邓小平主持报告的前期起草工作，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确定为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会上，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就党的问题发表讲话，并就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邓小平与中苏论战。邓小平与中苏论战是这十年来研究最热、取得突破最大的专题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公布使历史画面感更加清晰、真实。《中苏论战中的邓小平》一书依据邓小平在论战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后来对中苏论战的反思和科学总结，对论战的缘起、实质、发展过程、各发展阶段论战的焦点、双方的基本观点、一些兄弟党的态度、美国因素的影响等等，都客观清晰地作了描述和分析。还有研究者介绍了邓小平两次担任代表团团长赴苏联与赫鲁晓夫的谈判经历。二是将中苏论战与后来的历史进行关联研究。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认真反思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其正确的理解和应用，主动调整一些对外政策和各方面的关系。这为他后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邓小平与“三线”建设。研究者总体认为，邓小平参与决策并组织实施了“三线”建设。有的研究者认为，邓小平参与“三线”建设的酝酿和决策，建议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还有的研究者记录了邓小平在“三线”建设实施过程中视察“三线”建设的两次重要活动，认为邓小平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决策者、指挥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功不可没”。

　　（八）1975年的整顿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起点。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下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

　　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邓小平生平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第一，对整顿的提法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还是“1975年的整顿”，学术界似乎有不同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关于整顿这章的标题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则是“1975年整顿”。当前学术界大多认为，从邓小平对整顿的考虑和部署来看，提“全面整顿”也能站得住。虽然整顿在各领域的发展还不平衡，但是，从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上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已经表明整顿针对的不仅是某一个局部的、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多方面的破坏，是对全国工作的总体考虑，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部署。

　　第二，关于整顿的发展过程。关于整顿开始的时间，研究者观点略有不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认为，1月25日邓小平出席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接着，邓小平着力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在叙述“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时，认为“整顿从铁路抓起”，铁路运输是全国突出的薄弱环节，“邓小平抓住这个关键，下决心首先整顿铁路”。具体以1975年2月25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标志。

　　第三，关于邓小平何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的写法基本一致，否认了过去自5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法，都认为以邓小平当年7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标志，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九）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段历史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对这个问题，十年来研究新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的贡献。沈宝祥认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开了解放思想的先导；支持引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现思想大解放；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之门。徐永军认为，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站在与“两个凡是”斗争的最前列，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实事求是，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直接的思想铺垫。李君如认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二，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的地位评价问题。学术界认为，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积极支持、推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大讨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龙平平、张爱茹等认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起主导地位，是大讨论的发起人、领导者、推动者。

　　（十）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课题的探讨，继200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后，又在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200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2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等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推出了一批新成果。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化。十年来，学者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入手，进行深化研究。

　　李正华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周锟就1978年11月底邓小平同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次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这些谈话要点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反响，为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础，直接影响了历史转折的进程。

　　关于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贡献，也有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徐崇温认为，应重视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于光远也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与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是两个会议，但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历史贡献的评价进一步提高。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前后，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的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吸收了理论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的新成果，做出了新论断。《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指出：“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三，关于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关于主题报告起草的经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作了较详细的记录，但仍有文章进行了史实上的梳理。于光远的《我亲历的历史大转折》一文说：“邓小平这篇讲话稿，是我们国务院政研室的同志帮助执笔起草的，不过，这个讲话稿的内容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程中原等著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专门列了“邓小平的‘主题报告’”一节，披露了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讲话稿问题时胡乔木记录的手迹和邓小平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手迹。

　　（十一）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文献。对邓小平与《历史决议》关系的研究，长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2011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中国史学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学术座谈会。学者们回顾了《历史决议》出台的经过，论述了《历史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及对党史、国史、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决议》中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研究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邓小平与《历史决议》关系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邓小平亲自指导、参与《历史决议》起草、写作的全过程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没有邓小平站在历史高度上的科学、正确的指导，《历史决议》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大家认为：针对当时在历史认识上的思想混乱，“邓小平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由党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作一个决议，对那段历史作一个评价”。“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进行的。”“邓小平找起草小组同志先后谈过17次，悉心指导决议的起草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198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邓小平与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提出修改意见达十五六次之多”，“邓小平的讲话，使起草的思路顿时明确起来”。“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历史决议》渗透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他始终对这些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十六七次提出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全力指导着这项工作。”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也说：“这个《决议》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体创作的。直接主持这项工作，最主要的是小平同志。”

　　学者们充分认识到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程中原认为，在《历史决议》起草期间，针对有关起草工作的问题和国内外的思想动态，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高屋建瓴，进行指导。可以看出，学术界大多认为，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不可能在当时局面相对不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凝聚共识。邓小平的亲力亲为，以及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历史决议》的起草、通过和发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对《历史决议》发布时机的研究。学术界公认，《历史决议》的发布，重在抓住“时机”，关键在“统一思想”，目的在“稳定局势”。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决议》的及时发布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的前瞻性。

　　第三，对邓小平主导制定《历史决议》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定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决议》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讨论，终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通过，起到了使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历史决议》分清了大是大非，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的远见卓识以及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它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向改革开放的新的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众多学者认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与党、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将党和国家命运与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紧密相连，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历史决议》定位的高度准确性和极端重要性。

　　除了上述一些历史阶段外，学术界十年来对邓小平生平的其他一些时段，也进行了较为深入或专门的探讨，如邓小平对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决议的重大贡献，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对香港回归发挥的重大作用，等等。可以看出邓小平生平研究更加广泛而深入。

　　这十年来邓小平生平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虽然学者尽力去挖掘一些新的史料，但是新材料还是有限，邓小平生平中还有一些空白点和可深入的地方。如还需开展邓小平早期文稿的辨别、整理和出版工作，填补邓小平早期活动与思想发展的空白点。

　　邓小平生平研究不足还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不平衡问题突出。就邓小平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相对较强，邓小平生平研究相对较弱；就邓小平生平各阶段而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邓小平研究相对较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邓小平研究相对较弱。二是研究创新性仍显不足。从研究力度上看，泛化研究比较多，深入不够；从研究质量上看，成果比较多，精品不够，权威性著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