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出版和发表了诸多著作和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大的进步，取得了新进展。

　　一、研究的基本情况

　　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课题的探讨，继2004 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时推出一批科研成果后，又在 2008 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年、2009 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201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2012 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 20 周年的时候，推出了一批相关成果。

　　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有: 一是经中共中央批准、2011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 (以下简称《党史》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二是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2011 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1 卷至第6 卷 (以下简称 《军史》)。《军史》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到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三是经中共中央批准，2012 年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国史稿》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84 年的历史。四是个人著述，主要有: 沙健孙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章百家主编的《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 90年 90 事》 (上、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年)，韩健鹏、朴林、高勇泽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执政建设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柳建辉主编的《风雨兼程: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共历次党代会》 (新华出版社 2012年)，张静如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 一大到十八大》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谢春涛主编的 《转折中国 (1976—1982)》(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石仲泉著 《我观党史》全三卷 (济南出版社 2012 年)，程中原、夏杏珍著 《转折与新路》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张金才著《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陈述著《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 (人民出版社2008 年)，汤应武著 《改革开放 30 年重大决策纪实》 (上、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年)，黄一兵著 《转折: 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童青林著《回首1978 历史在这里转折》 (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许新三著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再解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等。这些著作虽都不是专论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都无一例外地论及了这一问题，特别是《党史》二卷、《军史》和 《国史稿》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重要的年谱、传记、文集、日记、回忆录主要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以及相关机构编著的 《杨尚昆年谱 (1907—— 1998)》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李先念传(1949—1992)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李先念年谱 (1909 －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彭真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彭真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陈锦华著 《国事忆述》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国事续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王汉斌访谈录: 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朱佳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 等。这些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问题，它们既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体现，又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详细而重要的资料。

　　此外，还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主要围绕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与文本解读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傅高义的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著的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1](2013 年初三联书店中文版书名为 《邓小平时代》)，以一个美国学者的独特角度，重点叙述了邓小平 1977 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对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其中包含了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该书是迄今为止西方关于邓小平研究最权威的著作，荣获莱昂内尔·盖尔伯奖。此外，麦克法夸尔的《中国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2011)、西村成雄的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加茂具树的 《中国向改革开放的转换: 越过 “1978年”》等，也都论及了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问题。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

　　(一) 对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化

　　关于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系，十年前的研究就较系统了，徐永军曾作了全面的总结。[2]近十年来，学者们的研究继续深化。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深化。周锟认为，学术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研究 “宣言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发表过程以及内涵和意义上，显得视野不宽，他就 1978 年 11 月底邓小平同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次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如明确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强调安定团结，强调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处理错误的事情; 提出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都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些谈话要点在 1978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反响，为起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打下了良好基础，直接影响了历史转折的进程。[3]李正华认为，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的 “北方谈话”，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先声。正是有了此前的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顺利地做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4]戚义明认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1977 年至 1978 年，复出后的邓小平 “放了一炮”(倡导实事求是)、点了 “三把火”(在广州、成都、东北的讲话)，推动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 “一声炮”与“三把火”，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也鲜明体现了他坚持原则、敢抓敢干的思想风格和善于抓住契机、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艺术。[5]王成诚认为，“文革”结束后，抓经济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到 1978 年 9 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郑重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认为要从根本上转变党的政治路线乃至思想路线。随后，此议题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与会代表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应该肯定，粉碎 “四人帮”的两年是为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没有那两年的筚路蓝缕，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6]

　　从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深化。陈答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喊出了思想解放的先声，奠定了这条路线的思想基础; 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构思了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点; 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使这条路线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发展 成 一 个 体 系 完 整、逻 辑 严 密 的 理 论形态。[7]

　　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角度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回答的重要问题。周锟认为，邓小平 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是在 1978 年的 “北方谈话”中破题的，邓小平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的 “北方谈话”中，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两方面思考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成为他领导实现历史转折的基本思路。[8]

　　关于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也有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王影聪认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政治、组织基础，吹响了改造中国与富强中国的进军号角。[9]谢培丽等认为，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在: 带领全党冲破 “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 ，为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反复强调要注重发展生产力，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提出了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明确提出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原则和要求，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0]徐崇温指出，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11]于光远指出，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但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12]

　　(二) 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的评价进一步提高

　　2008 年 12 月 18 日，胡锦涛同志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他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13]。《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评价，除重申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深远意义”、 “伟大转折”的基本评价外，从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到 “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 “一个标志”到 “两个标志”，“一个显示”到 “一个踏上”，评价的内涵越来越全面，评价的高度大大提升。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新的伟大革命”的评价。早在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主题报告中第一次将改革开放称为 “伟大革命”。中共十七大报告还明确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报告说: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4]同年 12 月 17 日，胡锦涛同志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 “转折点”。[15]2008 年 5 月 8 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说，从 1978 年到现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伟大革命”[16]。《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改革开放与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称为 20 世纪的三次 “伟大革命”，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前后，学术界对这三次 “伟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7]，推出了一批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的研究成果，黄培认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18]苏智良等认为，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通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号召，中国从此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转而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一转折能够在 1978 年实现，是与邓小平的贡献密不可分的。[19]王成诚等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20]邸乘光认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和确立的。这次全会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21]还有人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程[22]，是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23]，是中国 “依法治国”的起点。

　　《党史》二卷、 《国史稿》吸收了学术界、理论界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贡献的新成果，做出了新判断。《党史》二卷指出: “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 ‘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24]《国史稿》指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25]

　　(三) 对主题报告的研究更为具体、深化

　　1． 关于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对主题报告起草问题，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 已做了较详细的记录，介绍了12 月 2 日上午、12 月 5 日上午、12 月 9 日上午、12 月 11 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讲话稿的起草和修改问题，但仍有文章在做史实上的梳理。[26]其中《1978 大转折》转述于光远的话: “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程中原等著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专列了 “邓小平的 ‘主题报告’”一节，公布了 1978 年 12 月 5 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讲话稿问题时胡乔木记录的手迹和邓小平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手迹。[27]

　　2． 关于主题报告的文本解读

　　王东、韩晓青通过对主题报告文本的再解读，重点阐明了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何抓住了扭转历史的关键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大转折;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需要急迫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思路; 这篇讲话为党和国家进入全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28]

　　芃子、任桑桑高度评价了于光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起草中的作用，高度评价了主题报告的历史地位，指出: “提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 ‘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 ‘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 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29]

　　刘国光从对改革开放含义的研究中，解读了三中全会的文本。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邓小平将改革和开放合起来，作为现阶段中国国策，开创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是我们仔细地考察，改革开放这个四字名词，并非出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而是改革开放有一个形成的过程。[30]他提醒人们，要准确理解改革含义，正确掌握不同领域的改革进程。

　　3． 关于共同富裕思想和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同时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给许多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的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并由此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前景困惑丛生。因此，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在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何认识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 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应朝什么方向前进发展? 从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研究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不断增多。龙平平认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 14 次提出要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都是在强调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地域广大、千差万别的大国，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劳动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求致富之路;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勤劳肯干、有经营能力的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群众走向富裕，这是唯一正确的捷径。在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31]。

　　潘起造认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蕴涵着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真知灼见。这个讲话以倡导解放思想为主旨，奠定了开创党的建设和谐新局面的思想基础; 以保障人民民主为根本，指明了构建社会政治生活和谐新局面的发展方向; 以实行经济责任制为重点，提出了建立经济管理体制和谐新局面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正是遵循这个讲话中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华民族从此真正稳步走上了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32]余永跃、王进、龚云等也就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33]

　　4． 关于解放思想问题

　　周瑞金认为，改革开放历程中，两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了第一腔，以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为标志，向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发起大冲击，极大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34]王彦坤等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冲破 “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全面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成功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35]杨春贵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30 年，是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 30 年，也是解放思想的 30 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36]

　　赵子林对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它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37]

　　关于主题报告， 《党史》二卷、 《国史稿》也做出了具体论述。 《党史》二卷指出: “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明确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38]《国史稿》指出: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对 ‘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反思的一个成果。它总结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评了 ‘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明确了党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理 论 的 宣言书。”[39]

　　三、继续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国史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深入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邓小平与此次会议的关系，不仅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相比，该课题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其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依然广阔。

　　注意文本的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文件特别是会议的主题报告、公报等，内容丰富而重要，影响深远，但有关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形成过程已经清楚，但对主题报告的文本做全面系统的解读，仍显得不够，这个报告中的每一个论断、每一个观点甚至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极深刻的内涵，它的形成过程反映了邓小平的心路历程，只有深刻全面地认识它，才能准确把握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

　　拓宽研究视野。已有的研究对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对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影响成果颇多，但研究视野仍不够开阔，比如就历史背景言，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与十一大有什么联系? 它们继承与发展的情况如何? 主题报告很多论述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等等。只有将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课题置于改革开放历史、共和国历史大背景中考察，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才能进一步阐明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及其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重视历史的继承关系。历史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历史的继承关系。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40]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转折进程，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继承关系和阶段性特点，有利于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从而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加强口述回忆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拓展和深化国史、党史研究，历史当事者的口述回忆材料是可以挖掘的宝贵的富矿资源，应当充分重视。有关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口述史资料已出版了一些，如 2008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朱佳木的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 “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对于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该书作者 1977 － 1980 年间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的秘书，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著作出版后，反响很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只过去 35 年，许多亲历者还健在，如果能够更多地发掘有关口述史资料，有利于深化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对于存史、资政、育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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