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0周年。这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及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励精图治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思想理论之花结出的丰硕果实。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之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尤其感到理论创新的重要和可贵。

　　一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是这样评价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可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理论创新，是南方谈话的显著特点。再进一步，联系工作实践来看，有了南方谈话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才为我们这10年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显而易见，理论创新的意义是巨大的。我们纪念南方谈话，最重要的，是要学习这种理论创新的精神。

　　这种理论创新精神，是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邓小平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是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解决这些问题，难免会有政治阻力和思想干扰，没有理论勇气不行，没有政治勇气也不行。比如，他当时遇到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弊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日益暴露出来，已经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践提出的问题，在思想理论上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应：一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重新回过头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另一种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重大的分歧和对立摆在邓小平面前。他的回答是两条：1.“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更进一步地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但是，要说出这样的话来，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称赞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为一个口号，谁都会喊，但是要真做理论创新，并非是谁都能做，问题就在于有没有胆略和勇气。理论创新，必须有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如前所述，创新要有勇气，但这种勇气绝非匹夫之勇，而是科学的勇气。关键在于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即“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紧接着，他提出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我们在不断发展的实践面前，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两者统一起来。理论创新就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要求，使这两者达到有机的统一。

　　这种理论创新精神，还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运用马克思主义与用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相统一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党历来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要学习和坚持的，但是这种学习和坚持绝非是要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由此才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当代中国，一方面仍然要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这就是一种宽广的世界眼光。而当邓小平在强调“吸收和借鉴”的时候，表明我们用这种眼光观察世界、研究世界、学习世界的时候，仍然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可见，在今天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讲理论创新，必须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把“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与“用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统一起来，使得我们党、我们国家能够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走在时代的前列，完成民族复兴的庄严使命。

　　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党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用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

　　二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理论创新的特点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理论创新不是主观上要创新就创新，要怎么创新就怎么创新，而是由客观实际的变动情况决定的。或者说，是实践走到哪里，历史走到哪里，理论创新也就到哪里。

　　我们可以想一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二十多年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从哪里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实践、历史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由于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这个主要矛盾没有能很好地把握并解决好。到70年代末，这个矛盾以很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以外部冲突的形式把这个矛盾提到了我们面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讲，要顺应历史潮流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工作重点转移”提出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发生了。这就是实践走到哪里，历史走到哪里，理论也就走到哪里。

　　当我们决定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时候，怎么样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提出来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探索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触及到一个问题，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问题提出来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兴起了。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改革目标。这也是实践走到哪里，历史走到哪里，理论就到哪里。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后，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应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问题提出来了，公有制怎么同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提出来了。于是，十五大就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提出对股份制不能笼统地说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等等。经过这个“攻坚”，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深层次的重大问题解决了。

　　这样再往前走，既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在这种经济制度下面形成的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它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怎样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党应该怎样从新的实际出发加强自身建设？进入21世纪的中国如何继续向前发展？诸如此类问题又提出来了。于是，实践到这里了，历史到这里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

　　因此，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用新的事实、新的思想来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在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中统一人们的思想。

　　其中，在理论建设上有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要用创新的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如果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作为当前理论创新的重点？

　　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初，这个问题是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在江泽民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把这一课题作为关系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以后，江泽民同志又有多次讲话，特别是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论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我们大家都学习了。这些重要讲话和文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中间涉及到剥削、剩余价值、阶级等问题，需要我们立足于我国社会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全局发展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概括地说，一是如何评价我们20多年特别是近1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二是如何规划我国21世纪发展的蓝图。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我们走过的路，就难以正确地规划我们的将来。显然，两者是互相联系的，评价过去就是为了规划未来。归根到底，是为了规划未来。

　　而且，从上述理论创新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也已经看到，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以及涉及到的剥削、剩余价值、阶级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主观设定的问题，而是实践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在研究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我们走过的路，如何规划我们的未来，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

　　那么，怎么来研究这个问题呢？记得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反复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说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得出符合新的实际的新结论。这也就是江泽民同志强调的：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就要求我们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要讲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话。关于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

　　我们今天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劳动价值理论，首先，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把这个丢掉了，那么，我们就不能算是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坚持这条，这是最根本的。

　　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今天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因为马克思揭示的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我们今天搞的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其中关于商品生产一般规律的一些重要论断是不会过时的。这一点也应当认真对待。

　　第三，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研究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合乎实际的新结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都是从实际出发，讲条件的。而“实际”是发展的，“条件”是变化的，因此理论要与时俱进。我们今天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宝库里增添新的内容，使得我们今天的理论能够立足于我们的巨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肩膀之上，取得更大的成果。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