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引言：我们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报告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时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复兴”在这里主要是指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状态，报告中使用“复兴”提法仅此一处，更多的是使用 “振兴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提法。可见，复兴与振兴，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这也和邓小平这一时期使用的词汇一致。邓小平1985年使用了“振兴中华民族”，1987年5月并列使用了“振兴中华民族”、“振兴中华”等提法。十三大报告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起草的，报告中大量使用了邓小平提出过的“振兴中华”等概念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复兴”一词，邓小平确实提到过。1978年9月4日会见张澈为团长的朝鲜国立交响乐团时指出：“我们耽误了十一二年，有一些领域包括艺术领域是后退了，而不是前进了。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一个文艺复兴的气象。”①显然，这里的“复兴”主要是指文化艺术领域，并不是指整个社会或国家层次上的全面复兴。
邓小平用“振兴中华”来表达他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定位。1985年7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指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②这是把振兴中华与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87年5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远哲、李政道时指出：“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赶上。”③这是把振兴中华与赶上时代联系起来，即要把国家建成世界发达国家。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④这是把振兴中华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我们注意把握，那就是“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前面所引1985、1987和1990年的讲话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现代化，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场“新的大革命”。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⑤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⑥作为“最大的政治”和“新的大革命”，现代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关联着“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所以才有南方谈话中“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
综上所述，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兴旺发达”，是邓小平领导人民开始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国家繁荣强盛，使民族兴旺发达，使人民富裕幸福。这个目标，是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和人民层面的三位一体，是邓小平中国振兴的总体目标。
一、社会主义应该使国家更加强盛一些
对国家发展状态的描述，邓小平一般常用“富强”、“强大”等，如，“国家的富强”、“社会主义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等。此外，邓小平还使用过“强盛”一词。“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⑦ “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⑧“富强”、“强大”、“强盛”是对一个国家发展状态的描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强大国家”和“强盛国家”，就是邓小平追求的国家层面的奋斗目标。
（一）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邓小平直接提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希望。1987年5月5日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让-贝尔纳•雷蒙时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都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我们两国都有一点核力量，那只是吓唬人的，只是表明你有我也有，但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不仅西欧，东欧也一样，不愿意打仗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⑨“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是一个定位，即明确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必须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什么是国家富强、国家强大或国家强盛？邓小平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从他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把握“强大”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关于“强大”，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时，对欧洲之“强大”作了阐释，认为“欧洲才具有真正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⑩这里讲的是欧洲作为强大力量体系，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再如，谈到欧洲联合问题时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11]这里又增加了“技术力量”的因素，可见，邓小平心目中的“强大”内涵是随着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到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问题。他说，中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欧洲的政治家也一定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后来则直接提：“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12]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是我们所希望的！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心目中的强大，至少包括这样四个重要因素：强大的经济力量、强大的政治力量、强大的技术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那么，邓小平心目中“强大的中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说过“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的话， [13]这里用“中国发展了”来表示中国达到强大的目标状态，主要包括“经济强大”和“军事强大”两方面内容。“经济强大”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其他方面的强大无从谈起；“军事强大”是国家安全防卫力量的壮大，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安全保障，即所谓有国无防，这个国家注定是没有强大地位的。后来他在谈到中国时，又提出过“两个大国”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 [14]“政治大国”，说的是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上有重大发言权；“经济大国”，说的是中国经济在21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重要经济力量。他前边讲到中国“军事力量强大”的问题，但没有用“军事大国”这个提法。看来他是比较慎重的。邓小平曾经谈到，日本从一个经济大国梦想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令世人担心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将邓小平讲的“强大的中国”之“强大”综合起来，主要是指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强大这三个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邓小平多次谈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威力”，“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5]显然，邓小平讲的“强大的中国”之“强大”，还应该加上科学技术因素，即经济力量强大、政治力量强大、科技力量强大和军事力量强大四个方面。
（二）强大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简称“四化”，主要是从经济发达角度来看现代化的。邓小平终其一生没有放弃这个概念。1979年10月30日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中说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6]这里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三个基本要素：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1980年8月28日在五届政协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7]很显然，这里把现代化与民主、文明相并列，其含义基本上还属于原来“四化”的范畴，侧重从经济角度来谈国家的一种发达状态。这也就有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最后概括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主要包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文明这样三位一体的综合目标。
建设一个富强中国，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反复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和“主要任务”。一说是根本任务。1984年6月30日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时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8]他认为，建国以后的缺点，“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要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要搞建设。二是说“首要任务”。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19]三说是“中心任务”。1985年6月29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20]而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说是“主要任务”：1986年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指出：“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 [21]只有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因此，党的十三报告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建设一个民主中国，是我们的政治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最广泛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首先，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22]这就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民主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次，民主是我们的目标。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 [23]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再次强调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 [24]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最后明确了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承的关系。“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 [25]讲民主不能离不开法制，不能搞所谓“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26]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邓小平的论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阐释，也是对那些认为中国没有民主、中国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谬论的一个有力批驳。
建设一个文明中国，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精神空虚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地位：“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就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只要我们的精神状态好，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 [27]“我们的方针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设。” [28]“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要有理想：“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这也属于精神文明范围的问题。”人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
强大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包括国防现代化。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个目标是不会放弃的。”[29]邓小平高度重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建设一支革命的强大的人民空军”。1981年9月19日检阅华北某地演习部队时强调：“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30]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时题词重申：“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31]
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32]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现代化的目标的话，所谓经济上的富强就是“经济发达”，政治上的民主就是“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而文化上的重点则是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三）强大的中国是国际政治三角之一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说，中国是国际大三角中的一角，中国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公开材料中，邓小平从1985年到1989年共四次谈到“大三角”问题，两次是同外宾讲，两次是在内部讲。在这四次讲话中，对“大三角”的态度稍有不同。
第一次同外宾讲大三角，强调的是中国力量单薄。1985年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百人访华团时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33]中国“这一角”发展起来后，力量就不“单薄”了，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第二次同外宾讲大三角，肯定中国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1987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时说：“中国这么穷，但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们块头大。中国坚信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谁要挑起战争，中国站到哪一方面，对方都吃不消。”[34]这是对中国在三角中力量的一种肯定，主要是从中国对推动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来讲，而不是讲中国具备什么军事政治实力。
第一次在内部讲三角，明确说“我们不讲这个话”。这是第一次讲大三角一个月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35]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个话？因为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的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在国际社会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邓小平不同意大三角的提法是有来历的。毛泽东曾经不同意此说。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明确表示过：“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三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36]原来美苏两霸都是超级大国，大三角的说法出来之后，有人称中国也是超级大国，这是我们一直不能同意的。后来尼克松提出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世界的结构。周恩来曾经表示赞同尼克松的观点，只是不同意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邓小平也同外国朋友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就是到将来我们比较发达了，也属于第三世界。超级大国不能当。”[37]第二次在内部又肯定了大三角的提法。时间是1989年6月16日，刚刚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谈话时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38]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前途。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大三角，而在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四）强大的中国可以对世界尽更大的力
邓小平多次谈到当代人类社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是世界的两大特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也离不开这两点。因此，邓小平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39]一个和平，一个发展，中国的国内政策与其对国际特征的判断是相一致的。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其性质决定了不能做“超级大国”。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有人说，好像中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实在不敢当，没有资格。为什么没有资格呢？我们很穷嘛！如果从人口多、地方大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算是一个大国。但是，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小国，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问题是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中国有了成亿吨钢，粮食有了富余，那时候当不当超级大国？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国人民，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做超级大国。”[40]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不做超级大国的一个表态。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1980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三边委员会日方委员长渡边武时，从中国和国际两个方面谈了如何认识中国的地位问题，指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低估自己的价值。所谓不高估，因为中国穷，力量有限；所谓不低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国际上，“人们对中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看法。一方面知道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很坚定，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是否会变；一方面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希望中国强大，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强大之后是不是有利，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希望大家要从中国本身的地位出发认识中国。”[41]所谓“中国本身的地位”就是要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出发去考虑。针对有人认为中国威胁东南亚，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应弄清楚，否则不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还要人家的地盘干什么？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我们现在的国策，就是永远不称霸。”[42]讲到“国策”，邓小平早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就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43]。后来又提出“根本国策”问题。“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44]”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讲到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45]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维护世界和平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力维护世界和平，这是邓小平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1986年5月20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时指出：“我们的事情很多，但是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两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但两个方面密不可分。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但是究竟能为世界持久和平发挥多大力量，还要取决于我们发展的程度。如果中国发展了，意味着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壮大了，我们对和平的贡献也就更多了。发展自己和赢得和平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46]中国发展起来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就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战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与落后国家总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邓小平提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看他是不是愿意帮助其他落后国家发展。1978年6月10日接待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47] 1986年9月23日会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阿卜杜拉·萨拉姆时说：“我们建国以后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做了一些事情，但还不很多。中国常说的一句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可以多尽些力了。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我们就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做更多的贡献。”[48]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发展起来了，还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记第三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49]他还说，所谓帮助，最大的帮助是提供经验，中国的经验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的发展。也许，这种精神的帮助作用会更大些，来得会更持久些。
二、爱国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
邓小平使用“兴旺发达”来描述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景。他指出：“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50] “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与“振兴中华民族”出自同一次讲话，它们的内涵基本同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51]先讲“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后提出要“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一个是从民族角度讲，一个是从国家角度讲，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把国家和民族合一，既包含了中华民族，也包含了中国这个国家。这是邓小平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奋斗目标。
（一）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的民族发展起来
民族振兴与民族发展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振兴就是为了发展，发展就是实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2] “已经站起”表明了我们的一种能力，是我们的前辈通过28年的浴血奋战来实现的，通过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实现的。“永远屹立”反映的是我们的一种期望，需要通过我们后人长期的艰苦奋斗，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振兴中华，就是要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只有振兴，才有希望，只有发展，才有地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世界进步与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邓小平在《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我们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对中华民族抱有深深感情，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53]
中华民族珍视“民族独立”。中华民族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饱尝丧国之痛，是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才赢得民族独立的，因此倍加珍视。1978年1月21日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指出：我们“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不允许超级大国对我们发号施令、作威作福。”[54] 1980年6月7日会见阿根廷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时指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不仅要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而且要发展经济，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55]特别指出，“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56]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民族感情”。1978年6月22日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尤金·罗斯托时指出：“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57] 1979年1月30日访问美国时指出：“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我想，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经受过国家分裂之苦的美国人民，是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的。”[58]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1980年1月16日在《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59] “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60]民族自尊是无声的力量，民族自豪是强大的威力。靠民族自尊树立自己的威信，靠民族自豪支撑民族的脊梁。
中华民族善于抓住“民族机遇”。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61]”丧失机遇就会落伍，抓住机遇就会乘势而上。民族机遇是历史的垂青，是时代的赠与，必须抓住，不能丧失。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面貌一新。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自近代以来落伍了。邓小平举例分析说，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可是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被人看不起。加上我们自己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承担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通过28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一丰功伟业经常提起，赞不绝口。
中国人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不同了。1979年9月29日在国庆三十周年招待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比台湾穷一点，但就是这么一个穷的中国，国际上也不能不重视，也不能不买我们的账。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就不能解决。中国人现在取得了这么一个地位，就是因为新中国的建立。”[62]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年的成绩估计低了，甚至在“文革”那样一个动乱时期，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也是受到国际承认的。“不能不重视”，就是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和中国的影响，中国有中国的作用；“不能不买账”就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听取中国的意见，中国有重大的发言权。
中国人站起来了，脸上开始有了光彩。1987年5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远哲、李政道时说：“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63]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后，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历数了建国三十年来，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是有了一个基础，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体现了一个质的变化。所以，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
中国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只有发展，才有民族的国际地位；只有发展，才能实现民族振兴。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地位是需要实力说话的，地位是需要实力作保证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大大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64]民族的要求反映的是一个具有5000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的愿望和呼声，这是不可忽视的；人民的要求，是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心声，这是不能违背的；时代的要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
中国要团结起来，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邓小平在会见荣氏亲属时，称赞荣家为发展祖国的民族工业做出的贡献，说：“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65] 1984年10月3日会见由二百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66]”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
中国要发展起来，实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腾飞。现在世界上有人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二）实现国家统一是整个民族的愿望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现国家统一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67]整个民族的愿望就不是某些人的愿望，它具有历史必然性。
邓小平说过，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有过分裂历史的民族都有痛彻的记忆，还处在隔绝状态的民族都急切盼望实现统一。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为祖国统一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决策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业，盼望着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一生在中国大地上生活，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对祖国的每一片土地都有着深深的感情。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过祖国的明珠香港和宝岛台湾。
邓小平生前多次声明，他想到香港和台湾去看一看，亲眼看到主权回归，见证“一国两制”的成功。查阅邓小平相关资料，至少有5次提起这个话题。1984年曾3次谈到。一是在这年的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68]二是同年10月4日，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希望能在台湾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回说：“好啊，我很愿意。”[69]三是同年12月19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结束后，再次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一九九七年身体还行，一定会去香港看看。集中谈论同一个话题，可见邓小平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三年后，在与外宾谈话时，邓小平又用较大篇幅谈起自己多年的愿望（1987年9月11日会见冢本三郎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这些年来，我尽量少做事情。没有其他理由，只想多活几年。我只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本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另一个就是我要活到一九九七年七月，到香港做一次旅行。”[70] “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71] 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说：“我的目标是活到一九九七年。我想到自己的国土香港去走走，哪怕一个小时，证明‘一国两制’可以行得通。”[72]
我们听到了邓小平的“最大的愿望”！上香港，到台湾，去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亲眼看到祖国主权的回归，亲自见证“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实现。这要求是那样的简单、平实，但又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难以实现。急切的民族统一心情，表达得是那样的一览无余；紧迫的民族统一愿望，披露得是那样的毫不掩饰；深沉的民族统一感情，展示得是那样的淋漓尽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邓小平毕生的愿望，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
统一祖国是民族的愿望，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邓小平为什么要有那样一个最大愿望？因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民族的愿望，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考察祖国统一问题的，代表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愿望。
一是表达了民族愿望。1979年1月30日访美期间指出：“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73]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1979年10月在中央举行的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招待会上邓小平指出：“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74]希望大家为祖国统一而贡献力量。1984年6月23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75]作为民族愿望的历史必然性，时间终会证明一切。1987年4月17日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蒋经国讲一个中国，我们也讲一个中国，这就是基础，这表明是民族愿望。既然是民族愿望，谁也阻挡不住。”[76]民族愿望是任何人为力量也不能阻挡的，它终久会实现。
二是牵动了民族情感。讲到民族情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就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多次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与中国作对。邓小平说：“对中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的主要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77]这个法涉及政治领域，特别是涉及中国的主权，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认为，只有把中美关系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找出正确答案。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回答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78]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死不瞑目，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必定会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三是反映了民族意志。1982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79] “不能向人民交待”，就是因为人民的意志不可违。“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80]祖国统一是人民的意志，是民族的意志。所谓民意不可违，谁违背了民意，谁就会被打倒。
四是坚持了民族利益。1981年10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指出：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是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也符合两党利益。为了祖国统一，两党“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81]怎样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方针，如果和平的方式不可能，那只有用武力。中国出于民族利益不能放弃统一。”[82] 1985年5月7日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在谈话中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实在不行，也只好动武。我们不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因为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很难预料。假如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台湾永不和谈怎么办？台湾出现外国军队、外国力量占领又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承诺不使用武力！台湾问题是中国实现统一的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是从整个民族利益考虑的。
一个民族的统一事业最终是会实现的。统一问题对于事实上处于分裂状况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邓小平在谈到世界上其他仍未实现统一的国家时，自然联想到自己祖国的统一问题，此时，他的感触一定很深。一是同美国人讲中国的民族统一问题，希望得到美国人的认同和理解。但事实证明，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二是谈朝鲜的民族统一问题，表达中国统一的愿望。1981年5月3日会见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代表团，谈到朝鲜问题时指出：“整个朝鲜人民包括南朝鲜人民都希望国家的统一。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状态迟早要解决。这种民族的情感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解决，十年不能解决，一百年总要解决。”[83]三是重申支持德意志人民统一愿望时提到所有国家都要统一。1982年10月13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卡尔卡斯滕斯时指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由于人为因素强制造成分裂的，最终都是要统一的。”[84]统一是民族情感，情感不需要任何理由，统一的情感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一百年总要解决”，“最终都是要统一”，“最终是会实现的”这些铿锵话语，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它来自对自己国家的无限热爱，来自对本民族的永远的情怀。他的心声流露，让人动情；他的执着信念，使人动容。
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祖国的完全统一问题被长期搁置下来，成为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结，邓小平对此魂牵梦绕。1979年10月19日在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的宴会上说：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85]在邓小平的心中，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他寄希望于祖国的完全统一。走祖国统一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走祖国统一的道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是好的，但必须找到“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为此邓小平殚精竭虑，苦苦寻觅。早在1978年7月9日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说：“中国人民面临共同的民族问题时，是可以走到一块的。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86] 80年代中期，邓小平借鉴香港模式，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思路。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87]解决统一问题，只有“一国两制”可行，因为谁也不吃亏，哪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88]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必须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需要全世界华人共同努力。1979年10月中央举行招待会，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邓小平发表讲话说：“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归回祖国的大政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89]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还说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也是个机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面的目标，即不仅要实现两岸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还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实现统一的重要精神基础。1988年6月25日会见台湾客人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90]
（三）一个民族既然站起来了，就能生存发展下去
民族振兴、民族统一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邓小平心系民族生存，关注民族发展。1984年11月7日会见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托马·桑卡拉时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只要政策对头，而且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振兴经济就大有希望。一个民族既然站起来了，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91]”“站立起来”、“生存下去”和“发展下去”，是三种境界。站起是前提，指的是一个民族终于独立了，从此不再受人欺负了，没有站立起来，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地位；生存是基础，能够自己解决温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顽强的生存下去；发展是目标，只有真正发展起来，才有国际上真正的地位，才有国际事务的发言权。
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自信，是发展自己的前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霸格局随着苏东剧变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将往何处发展，人们都在关注。同时，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经济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乱，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莫衷一是。邓小平坚持认为，对中国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特别是我们自己要稳住，要看到我们应该有的地位和作用，要有自信。一是“不要说”。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士在谈论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的联系和发展，以及世界华人经济文化发展问题时使用了“大中国”、“大中华”等提法，1989年1月17日邓小平让秘书打电话给赵紫阳办公室，指出：“‘大中国’、‘大中华’这个提法，香港、台湾人要说让他们说去，我们不要说。”[92]只要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就行了。二是“不自贬”。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时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93]在多极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而且能够成为重要一极，中国将发挥重大影响作用。三是“不会垮”。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1989年9月4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94]他还说，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自强，是发展自己的动力。由于中国对“八九”政治风波采取果断措施，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所谓“制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艰难时期，一些人对国际形势看得一团糟，对中国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邓小平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95]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搞好。一是我们要奋发图强。邓小平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96]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中国人在历史上面对强敌，从来没有屈服过，今天面对制裁也不会屈服。因为我们懂得民族独立、民族自尊的重要性。奋发才能图强。奋发，是要弘扬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图强是一种追求，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种努力。二是我们要自强不息。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特别是在历史考验的重大关头，民族自强会显得更加重要。1990年6月30日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说：“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97]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们不怕制裁。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自强不息，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敌人，自强不息，我们就能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自信自强，就能有所作为。如何看待“八九”后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思维指出：“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98]因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上，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1989年9月4日决定退休时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9]核心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把我们自己发展起来。1990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就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讲到：中国永远不称霸，“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0]核心是要有所作为，要积极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邓小平还提出过一些类似观点，后来江泽民将其概括为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精髓是八个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1992年12月17在浙江考察时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101] 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
“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1993年8月24日邓小平在审阅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时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1993年9月27日审阅编辑组报送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我都同意”。同有关负责人说：算完成了一件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102]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可以看成是邓小平晚年的一个政治交待。我们要继承小平遗志，坚持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决把自己的事办好。只有把自己的事办好了，我们才会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只有把自己的事办好，我们才会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事办好，我们才会在国际上有真正的地位。
三、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邓小平心目中的人民生活层面的目标是什么？在不同时期，邓小平的表述稍有不同。1978年9月16日听取王恩茂等汇报时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03] 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时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04] 1983年1月12日同万里等谈话时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05]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人民收入的增加”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就是邓小平追求的人民生活层面的奋斗目标。
（一）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称为实际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这篇讲话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即“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106]正是这个大政策，开启了鼓励人们劳动致富的闸门，推进了在国家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也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大政策”推动大发展，“大政策”促进人们的收入大增加。“文革”中“四人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民一步一步富裕起来。1978年8月初会见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团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比你们小得多，我们穷，不发达，你们就比较富。我们希望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好好搞建设。我们希望安定二十年，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107]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就会得到逐步改善。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如果那样，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穷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认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108]致富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最大期盼。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亚诺什时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09]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1980年8月26日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到家中叙谈时指出：“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110]办法就是搞好建设，使国家好起来，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状态，使人民富裕起来。事实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大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收入不断增加。
我们的原则是共同富裕。“大政策”提出后，勤劳致富成了响亮的口号，带动了中国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人们开始富裕起来。但一些人只顾“大政策”中的先富问题，忘记了还有一个共富的目标，这就出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只顾先富而不顾共富，是不符合邓小平思想原意的。1986年8月20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11]这是邓小平提出“大政策”后，又强调的一个“大原则”。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对这个大原则用了不同的表述，但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一是人民共享。1980年5月13日会见毛里塔尼亚国家元首海德拉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收入是全体劳动人民共享，但不管怎么样，你总得像个样子。”[112] 1986年6月18日会见荣氏亲属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113]他还说，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社会。是虽不富裕，但日子普遍好过。“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人人得益”是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二是共同富裕。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中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14]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原则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共同致富。即我们讲的致富资本主义国家的致富不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15]这里一个“致”字，主要是达到的意思，反映了一个实现富裕的过程，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二）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
1975年8月3日邓小平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针对许多军工企业职工生活有后顾之忧等问题提出整顿措施，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说：“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116] 1982年1月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117]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党的群众路线在坚持一切依靠群众的同时，也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必须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邓小平1978年视察东北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18]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总体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长此以往恐怕坚持不了。1978年3月10日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19]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20]
关心群众生活要从具体事做起。抓落实，是邓小平的风格，也是关心群众生活的具体表现。关心群众生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一是关心群众的洗澡、吃饭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他说：“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121]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谈到“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时说道：“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122]其实，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二是关心农民的吃肉、吃菜问题。1975年7月邓小平到四川调研前，拿到了一份国家计委六月份的统计数字，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业增产比例在全国倒数第一，农民分配水平在全国倒数第二，农业机械化程度在全国倒数第三，1974年全省人均农业产值在全国倒数第二。11日他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他说：“当地群众没有肉吃，没有菜吃，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菜，这样就不能安定。”[123]他在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再次提到：“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124]三是关心农民负担问题。1977年11月17日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汇报时说：“现在肥料贵，农机贵，农民买不起，增产不增收，有时还要减收。用什么手段使生产成本降低？农业靠工业，工业要降低成本。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比如，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125]
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农民如何实现小康问题，他自己称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中国地域这么广阔，各地差距又大，如何实现农民的小康，是个不小的问题。1980年7月22日到郑州调研考察时说：“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他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八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126] 1983年春天，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当地人民群众收入“翻两番”的情况。回京后，于1983年3月2日同胡耀邦、赵紫阳等谈话时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27] 同时举苏州例子，从六个方面说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八百美元后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对此，邓小平感到非常满意。人民生活改善了，信心就增强了，就证明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改善人民生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判断我们各项工作的标准，从根本上说，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使用过“人民收入”、“人民富裕幸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但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落脚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28]压倒一切的标准，就是根本的标准，其他标准不可替代；要让人民相信，就必须有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检验“经济政策”对不对，离不开“增加人民收入”这个根本标准。邓小平还接着提出了“三个有助于”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29]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对不对，离不开“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个内容。最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0]三个标准中最核心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都是为提供人民生活水平服务的，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三）人民群众有信心、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验我们工作的好坏，就是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1986年8月20日邓小平视察天津居民小区的楼间花园和居民区园林小品后，高兴地说：“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131]党的政策好，人民群众生活好，这是最基础的。信心来自对党的信任和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人民群众有信心了，高兴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人民的信心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信心，来自对当下生活状况的一种赞成，是对未来的一种肯定。人们都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有信心，才有未来。1982年9月30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说：“近几年我国农村形势变化最大，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市也有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132]邓小平到外地调研总是要问：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下一步的发展前景什么样？生活的发展变化带来了人民的信心，信心增强带来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有信心，就会一心一意往前奔；有信任，就会自觉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1985年4月17日会见比利时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时说：“五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人民的信心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133]心情舒畅才有干劲，心情舒畅才有憧憬。信心的提高，预示着新的希望。1986年4月9日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说：“我们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以后，决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自己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搞了七年了，有点收获，给我们的领导和人民带来了信心，带来了希望。”[134]人民群众最讲实际，也最尊重真理，还最懂得珍惜。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135]邓小平心里想着人民，衷心祝福人民一年比一年更幸福。
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人民群众高兴的是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希望的是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期盼的是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不高兴的是贫穷落后，最不希望的是社会动荡，最不愿看到的是社会革命的再次降临。实事求是地说，经过改革开放，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普遍的提高，人民总体上是满意的。但我们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要求每项政策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改革中“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是要发些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136]人们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难满足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各地区之间和各阶层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人们担心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的即席讲话中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7]怎样避免“失败”结局？如何防止走上“邪路”？邓小平把它作为“中心课题”和“大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
要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中心课题”，防止“出乱子”。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江泽民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38]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遵循社会主义原则，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决不允许资本主义横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解决财富分配这个“大问题”，注意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读到《参考消息》上刊载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的两篇文章后，发表很多感想。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39]。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40]邓小平把富裕起来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作为“大问题”来思考，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必须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
从最早提出让一步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到坚持全休人民共同富裕的“大原则”，再到防止致富以后出现两极分化的“大问题”，邓小平只有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那就是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生活好起来。因此，必须走改革开放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41]这既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
结语：我看我们国家很有希望，我们民族很有希望
说到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能否实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首先，现代化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42] “主要任务”和“最大政治”，就是邓小平对国家民族命运问题的一个注脚。1979年10月30日在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中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43] “压倒一切”和“千秋大业”，就是邓小平对国家民族命运问题的最好说明。其次，社会动乱会使国家民族丧失前途。1989年4月25日同李鹏、杨尚昆谈到发生在北京的动乱时指出：“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144]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动乱。再次，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决定着国家民族命运。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时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45]因此，必须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解决好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使人民群众有一个依靠，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146]邓小平的希望正在逐步实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事业发展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我们的民族正迈向伟大振兴的征程，我们的人民日益富裕幸福。这即是中国的未来图景，也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现实！
注释：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68页。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1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9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163页。
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80页。
⑦《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2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1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5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12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9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5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1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9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6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7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5-1056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5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32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9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5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43-744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9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73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72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1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
[36]《毛泽东年谱》（1949-196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6页。
[3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5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6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40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90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1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0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7-1118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5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40页。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4页。
[5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1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9页。
[5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3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14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57页。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45页。
[5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3-1294页。
[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8页。
[5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9页。
[5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页。
[6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6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6页。
[6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60-561页。
[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9页。
[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2页。
[6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3页。
[6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9页。
[6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97页。
[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8页。
[6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0页。
[7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6-1207页。
[7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3页。
[7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8-1319页。
[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9页。
[7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5页。
[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4页。
[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0页。
[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25页。
[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2页。
[7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54页。
[8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2页。
[8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1页。
[8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37页。
[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37页。
[8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58页。
[8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
[8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39页。
[8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2-1313页。
[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1页。
[8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5-206页。
[9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8-1239页。
[9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14页。
[9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63页。
[9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0页。
[9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7-1288页。
[9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7页。
[9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3页。
[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7页。
[9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0页。
[9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8页。
[10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3页。
[10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6页。
[10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5页。
[10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80页。
[1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29页。
[10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82页。
[10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51页。
[10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52页。
[10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1-172页。
[10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09页。
[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8页。
[1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0页。
[1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33页。
[1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3页。
[1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3页。
[1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1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页。
[1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95页。
[1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79-380页。
[1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77页。
[1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7页。
[121]《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97页。
[1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8页。
[1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7页。
[1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29页
[1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37-238页。
[1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59页。
[1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92页。
[1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4页。
[1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1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1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0页。
[1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57页。
[1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9页。
[1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1页。
[1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88页。
[1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66页。
[1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2页。
[1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4页。
[1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6-1357页。
[1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4页。
[1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1页。
[1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02页。
[1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73页。
[1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73页。
[14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1页。
[1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