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不断完善、逐步实践，顺利地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在“一国两制”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华侨华人成为推动和落实“一国两制”理论发展和实践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研究不足，本文拟对华侨华人发挥的特殊作用做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华侨华人与“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积极的、主动的、稳健的态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打破大陆与台湾多年来的敌对僵局，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呼吁尽快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分裂局面。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两岸实行通邮、通商、通航。在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保持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探索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首次公开，正是通过接见华侨华人实现的。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这次会见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杨力宇着重谈了台湾当局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观点。他向邓小平建议，采取更实际的立场，减少对台湾的压力，考虑台湾的心态，照顾台湾的敏感。邓小平耐心地倾听了杨力宇的观点，接着以真诚的态度对和平统一台湾的设想作了阐述，这次谈话被认为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全面论述，主要内容包括：台湾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等。［1］(p.917)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此后，邓小平还多次在会见华侨华人时进一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也充分说明邓小平高度重视华侨华人在祖国统一中的作用。例如，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批评了台湾当局搞“一国两府”的做法，指出：“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1］(pp.1321~1322)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及时地、迅速地向外扩散，并通过他们传向台湾，引起强烈震动。旅荷侨胞在1984年2月《致台湾当局蒋经国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共关于与台湾当局“共商祖国统一”的“多次倡议，确实符合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海峡两岸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意愿和心声”。信中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为念，也为国民党本身利益着想，放弃“三不”方针，国共早日开始谈判。［2］

　　当然，在“一国两制”构想刚提出时，由于历史隔阂、政治偏见等方面的原因，部分华侨华人并不能全面理解，甚至存在误解，尤其是亲台侨胞疑虑重重。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大学某华裔教授就错误地认为：“任何统一的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代各主要国家中，还找不出一个国家同时实施两套不同制度的。邓小平叶、剑英一再声明台湾可以保持现状，维持一套与大陆不同的制度，这只是一种权宜的策略。中国如真正统一，台湾与大陆必然要采取相同的制度。”［3］美国马里兰大学某华裔教授甚至认为：“‘一种国家两种制度’，只是企图吞并台湾的一种过渡措施。希望在吞并过程中台湾所有资金不外流，不混乱，以免造成对中共的负担。在吞并后再慢慢消化，进一步完全吃掉。”［4］还有个别华侨华人提出：不能听信中共高呼统一口号，成为中共统战的利用工具；“一国两制”会使台湾成为没有主权的地方政府，要用成立邦联或联邦的形式进行统一。同时，还有个别人说“一国两制”是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纵容，应该充分考虑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外来政权”的“民意”，要直接和台湾人民谈判，设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联盟甚至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就此与中共谈判。

　　很多华侨华人对此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和针锋相对的批驳。例如，有人援引丰富确凿的历史文献，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辽国”(又称为契丹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实行长达210年的统治，可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史有前例的，具有可行性。［3］(pp.353~355)针对“大中国邦联”的主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田弘茂表示：“邦联的构想，不太切合实际”，“没有解决台海两岸最关切的最重要问题——主权”，邦联在历史上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目前世界上不再接受‘邦联’”。［5］针对用美国联邦制进行统一的主张，旅美侨胞何连玉指出：美国的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总统府、国会、最高法院，国防、外交、币制、邮政等都是统一的，州政府中没有一个与联邦政府平行，“主张让台湾享有外交和国防的权利，这不是在美国式联邦制度中可以找得出来的”。［3］(p.591)美国弗吉尼亚州州立理工大学教授汪子飏指出：如果真正要寻求统一，到现在为止，“一国两制”仍是较具体而可行的方案。［3］( p.527)美国洛杉矶华文报纸《中报》主笔秦怀碧认为：“台湾人要求的是‘台人治台’，和平统一可以满足这种自治要求”,“台湾不能逃避接触、惧于谈判，台湾也该有勇气提出对台湾人民有利的和平统一安排。”［3］(p.443)

　　对于台湾当局不接受“一国两制”、两岸分隔的现状，很多华侨华人仍表示了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提出建议，贡献自己的力量。杨力宇曾指出：“一国两制”当然可能作为未来中国统一的模式，但它并未解决台湾对大陆的信心问题。两岸在统一以前，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和平共存、和平竞争”的阶段来做准备。［3］(p.464)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颇有远见地指出：“‘一国两制’的基本设想是可取的，目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两岸统一问题根本取决于大陆、台湾、美日三个方面的形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陆形势，现在的改革要继续坚持下去。这是最基本的前提。”［6］不少华侨华人还直接奔波于海峡两岸之间，传达信息，铺路搭桥，促进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例如，在台湾当局阻止“三通”时，率先突破的是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台湾当局规定公职人员不准来大陆，但在海外的台湾“立法委员”、“侨务委员”和“侨务顾问”却率先来中国大陆参观、旅游。再如，美籍华人陈香梅早在1980年就作为里根总统的亲善大使被派往中国大陆和台湾访问。邓小平接见了陈香梅，一起吃了年夜饭，并“请陈香梅去台湾时捎去口信，建议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老兵回乡探亲”。［7］陈香梅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她回忆：“海峡两岸探亲是我在蒋经国先生召见时提出的”，“经国先生停了一刻才回答说：‘可以考虑考虑。’可见他还是很能接受不同意见的”。［8］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扬言“制裁”中国，而陈香梅则组织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考察团来中国大陆考察，其成员以台湾旅游、交通、纺织、机械等企业界人士为主体。此后，台商掀起了一股赴祖国大陆考察的热潮，促进了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松动。

　　二、华侨华人与港澳回归前后“一国两制”的实践

　　香港和澳门都有特殊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华侨华人的联系十分紧密。仅以香港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香港的华侨、归侨、侨眷等约有200多万人，相当于香港总人口的1/3。华侨华人密切关注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历程。在中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和英国政府艰难谈判时出现了许多波折和困难，其中就有香港的亲台团体致电联合国，要求“维持香港现状”，台湾当局还宣称“香港是中华民国领土”。对此，美国《中报》发表社论呼吁：“中共应以更实际的行动祛除人们对香港前途的疑虑，我们也主张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中国人都以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去督促中共保障香港的安定繁荣。因此我们更不愿意见到有人出于党私的利益，在中英谈判的历史关头横生枝节，趁机动摇香港居民的信心。”［9］对于一些鼓吹香港“独立”的言论，《中报》抨击这是“分裂主义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0］还有侨胞撰文指出：台湾当局“即使没有太大能力协助香港维持繁荣稳定，也绝不能存破坏之心”。［11］

　　华侨华人还在香港和澳门当地成立组织，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做出了贡献。1993年12月5日，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宣布成立，当选为总会理事长的古宣辉在总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香港面临回归祖国，“在这关键时刻，华侨、归侨、侨眷、华人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团结互助精神，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为香港1997年的平稳过渡、繁荣稳定，为祖国的富强昌盛、和平统一及家乡的兴旺发达作出新的贡献”。［12］该总会成立后，在推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贯彻“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以及支持内地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香港侨界团结合作、海内外侨界交往联谊也做出了积极贡献。澳门早在1968年就成立了归侨总会，总会主席梁披云在建会25周年时表示：25年来，归侨总会同祖国共命运，与澳门同发展。归侨总会将继续与澳门各界人士携手合作，共同为澳门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13］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后，澳门归侨总会先后与大陆多个省市联合主办澳门宣传周、书画展、文艺演出、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强与各地归侨界的联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在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儿女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于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顺利回归，华侨华人都应邀派代表参加政权交接仪式，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世界各地华侨华人还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游行集会、升旗仪式、焰火晚会、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开讨论会等多种形式欢度这一中华民族期盼已久的时刻，盛赞“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