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教授陈省身曾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为了使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早日成为数学强国，他于1985年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决心在中国本土建立起自主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研究所很快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海内外的高水平的中青年科学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邓小平多次会见这位为提升祖国数学研究水平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华人教授，并于1986年11月3日的会见时指出：“你立足国内培养人才，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可以培养更多的人。”［3］（p.1150）

　　有着世界眼光的邓小平，深深了解海外华人科学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地位。因此，他非常重视听取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从他们那里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及看法，鼓励他们建言献策，这对邓小平了解国际科技新动态，形成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和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p.279）这一重要思想就是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提出的。李政道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几经论证，悬而未决。1984年5月21日，他见到邓小平，再次建议要尽快确定这项工程的建设，邓小平听后当机立断：“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3］（p.976）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正式开工，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奠基典礼。198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对推动中国高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争取几万名在国外的优秀留学生回国工作，并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李政道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21日，李政道又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建议。在询问关于国外对于博士后培养的情况后，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3］（p.976）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试行博士后制度的报告，决定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对培养高端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李政道教授还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过许多建议，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并一一表态或作出批示。

　　为祖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的海外华人科学家还有很多，邓小平对他们同样给予重视。1977年10月10日，在听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广播器材厂后，认为这些机构水平高但面窄时，邓小平指出：“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要采取具体措施，创造条件，抓住了问题就解决”。［4］（p.219）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杨振宁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3］(p.952)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提出，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这个建议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讲到农业情况时，他特别提到了吴健雄的这个建议，明确指出，2000年粮食要达到9600亿斤，要靠生物工程。［3］(p.1137)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许多海外华人科学家不仅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经常回国讲学、指导和参与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同世界的差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比如计算机技术、放射技术和航天工程等，大大缩短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实现祖国统一中的纽带作用

　　收回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3］(p.797)对于统一的意义邓小平曾指出：“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3］(p.1189)在领导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解决台湾问题，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邓小平最为关切的、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

　　邓小平把海外华侨华人视为连接大陆和台湾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支推动中国统一的重要力量，不断向海外侨胞传达一个意思，即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说：“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3］（p.1189）并在各种场合向海外侨胞阐述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1982年12月14日，邓小平会见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常委、从台湾回到大陆的马壁教授和由美国回国定居的原台湾大学教授范寿康，勉励他们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贡献力量:“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3］(p.876)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国庆35周年庆典讲话中号召，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2］（p.70）

　　为了实现统一大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而“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华人李耀滋时第一次提出的。李耀滋当时是美国华人协会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天系教授，他积极致力于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他说，虽然自己入了美国籍，但那是法律的问题，感情上还是中国的。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李耀滋时，同他谈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第一次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说法：“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3］(p.797)邓小平还希望他有机会到台湾，给蒋经国传个信，很想再会一次面。为此，李耀滋十分郑重地去了一趟台湾，见到了蒋经国的儿子章孝严（蒋孝严），传递了邓小平的口信。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而且提出了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即著名的“邓六条”。而“邓六条”也是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华人时首次提出的。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美国新泽西洲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阐述了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方针政策，并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2］(p.30)

　　丁肇中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后定居美国的爱国美籍华人。1984年10月4日，邓小平专门会见并设午宴招待回国参加35周年国庆盛典的丁肇中和他的父亲丁观海教授。邓小平向他们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对台湾更宽一点，他们还可以有军队。在经济、文化、民间交流等问题上也和香港一样。我们不用社会主义统一台湾，台湾也不要用三民主义统一大陆。当丁肇中提出希望能在台湾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立即表示：“好啊，我很愿意。”［3］(p.1000)

　　从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非常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作用，也希望他们做更多的工作。

　　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在顺利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过程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晚年的邓小平来说，祖国统一是他的一大牵挂，“希望国家能早点统一。”［3］(p.1189)为此，他特别强调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p.76)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2］(p.362)邓小平把海外华侨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重视海外侨胞的作用，深深打动着每一个海外赤子的心，香港、澳门如期回到祖国怀抱，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实现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愿望，“一国两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两岸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促进两岸交流、加快统一进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9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5］《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