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积极促进海外华侨华人帮助祖国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支持海外华侨华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一、感召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和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已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认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邓小平深知振兴经济对于整个民族振兴的决定性意义，他说：“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2］“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赶上。”［3］从根本上说，振兴中华民族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振兴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邓小平注意到，海外华侨华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雄厚的科技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更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期盼中国强盛，是中国尽快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有海外关系的人被冠以“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受到歧视、打击和迫害，这极大地挫伤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和建设家乡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一复出工作就把海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并指出：“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4］这是邓小平对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作出的正确判断和充分肯定，从而彻底为颠倒了的海外关系正名，温暖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心。

　　改革开放伊始，在推动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时候，邓小平就首先考虑到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明确主张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搞建设。1979年初，他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人共商大计，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p.156）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十分大胆的突破。

　　邓小平最早筹划经济特区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海外华侨华人这个因素。1979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提出创办特区的大胆设想，并在会上提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4］(p.506)确定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正是考虑到这些地方拥有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优势。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回顾和总结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时讲得很清楚：“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2］（p.366）

　　邓小平认为，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来参与建设，“这是最节省的办法”。1985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讲到他刚对杨尚昆转来的一封信作了批示，来信建议要利用华人、华裔为我们工作。邓小平很赞赏这种方式，他说：“有些人回来工作也可以，回来几个月也可以，但要解决待遇问题。”［3］（p.1099）1986年6月，荣氏家族200多名亲属从海外回祖国团圆观光，他们中不少在国外工商界、科技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邓小平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2］（p.161）荣毅仁正是通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荣氏家族广泛的海外联系，为中国引进外资、融通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邓小平也非常注意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问题。1982年11月17日，参加国务院侨办和外交部召开的国外华侨、华人工作座谈会的外交部部分同志来信反映，不赞成会上关于对外籍华人政策的一些提法。邓小平于19日作出批示：“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讲话，要十分慎重。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东南亚。外交部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3］(p.870)

　　引入海外华商资本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建设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影响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厦门后指出：“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2］（p.52）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和信任，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和为中华民族振兴加油助力的热情。许多华侨华人大量投资中国经济，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邓小平对他们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1］（p.235）这种信任也是吸引海外华侨华人来华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海外华侨华人经受住了历史风浪的考验。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外国企业纷纷停止来华投资，有些已经投资的也撤了回去。但海外华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但没有撤资，而且继续投资。在祖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鼎力相助。对此，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自豪地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为“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2］（pp.357,35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反复强调要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再次强调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1993年初，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时，强调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时指出：“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3］（p.135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邓小平所期望的，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中国对外合作交流，带动了一批批外商来中国投资，不仅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同时也学习了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广纳海外华侨华人才智，为振兴中国科技事业助力

　　当今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同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科技上的差距同样不容乐观。科技水平低、科技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障碍。为尽快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邓小平主张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p.111）为此，他特别关注奋斗在世界科技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数十万华侨华人科技人才。他认为，与海外华侨华人加强交流，是中国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外国先进科技经验和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渠道。同时，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振兴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独特而宝贵的财富，而“华侨和华人都是一片爱国心。美国有很多华人科学家，但心是在中国的，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4］（p.492）所以，邓小平把加强同华裔专家的交流沟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来抓，提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1］(p.57)

　　从1979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华侨华人学者、专家和其他人才来华工作，主要是讲学、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还不够解放，思路没有打开。针对这种情况，1983年7月8日，邓小平约见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及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谈话，明确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2］（p.32）根据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7日，中央即成立了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邓小平把引进国外智力特别是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作为中国发展高科技的重要环节。为此，他特别重视华人中的杰出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等，感叹“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5］仅从1977年8月至年底，也就是邓小平刚刚复出的这段时间里，他会见海外华人就达10次之多。笔者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相关内容统计而成。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整个80年代，邓小平频频约见有影响的海外华侨华人和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邓小平接触比较多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等。，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过问有关具体问题，并作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