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一直都是新中国外交的重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对日、对美的方针政策，在1972年促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和中日邦交正常化。邓小平也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对美外交的战略思想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发展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和政策。在他的领导下，1978年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新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始终站在战略高度，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建设的大局出发

　　作为外交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主题做出准确判断，必须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来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的，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的，而且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1975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概括起来讲就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表现在第三世界的兴起，美苏两霸面目的日益暴露，第二世界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控制、反控制斗争的不断发展以及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之间对话的增加。一方面是两霸加剧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另一方面是第三世界正朝着赢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美苏争霸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政策是反对两霸，但侧重揭批苏联的争霸政策和对我国的威胁，逐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把日本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经过共同努力，先后签订了《中日海底电缆协议》《中日贸易协定》等一系列务实性双边协定，大大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也迅速展开，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但1972年签订的联合声明只是政府间的文件，还不是最高的国家意志，所以要以两国议会批准的条约的形式把联合声明的各个重要事项确立下来，成为各届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随着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日趋成熟。

　　在中美关系方面，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时，尼克松承诺在他第二任期内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但不久他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福特接替总统后，虽表示对华政策不变，但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头上。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主张也不同，使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停滞。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1973年3月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虽经1976年再次被打倒，但他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关注和推动中日、中美谈判。

　　中日缔约谈判于1974年11月启动。1974年8月15日，邓小平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提出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希望能比较快地谈判。9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日中通航友好访华代表团时指出，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个动荡的形势。我们两国的友好，对安定国际形势和安定亚洲、太平洋的形势都很重要。另外，邓小平还主张用长远眼光看两国关系，中日两国友好的历史有2000多年，中间只有一个几十年很短的插曲。“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当双方的谈判遇到困难时，邓小平利用会见日本客人的场合，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多次谈到两国政治家应登高望远，要从全球战略，从大局、长远利益来考虑两国关系。他说签订这个条约，不从大局，不从政治角度看，是不行的。我们双方只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比较容易解决。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邓小平对前来庆祝的日本朋友说：这个条约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对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1978年10月出访日本时对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意义，很可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