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结合
　　毛泽东提倡多思，在学习方面也是这样。这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这样写道：“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毛泽东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毛泽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这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做到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读史，但他却又这样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根本的把握，也对历史上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有中肯评价。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他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士”，“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认真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袁觊无能”，“袁粲死节”。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刘表）“虚有其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读书时严于考证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甚至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回避了“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对于产品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总之，在学习态度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他认为前一种态度不好，需要的则是后一种态度。
　　不闭门求学
　　毛泽东主张，求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曾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7年冬，毛泽东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调查研究工作。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疴”。他除了对韶山一带的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外，还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特地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及官吏，总共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这些调查材料为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根据。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华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回答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并更大规模地掀起农民运动，毛泽东1927年1月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做到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奇勋。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以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做法。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学离不开问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面向社会生活实践。而读“活”的书本就离不开问，因而他主张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还辛辣地讽刺有些蠢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曾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不要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在实践中学习需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举例说：“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开调查会“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毛泽东这种甘当群众小学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着。1952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即开门见山地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没想到毛泽东会关心地质力学的具体问题，便向他作了解释，说明“山字型”构造是一种地质构造类型，形状如同汉字的“山”字。通过这件事，李四光认为毛泽东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使自己倍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