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人们对“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而后又复出、再打倒再复出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认为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忍耐和坚持。年谱是怎样反映这一段历史的？
　　编者：邓小平是被动卷入“文革”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在被打倒后，特别是面对大字报对他的污蔑诽谤和“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他也很不平静。他于1967年4月3日、7月9日、7月29日、9月18日四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想当面向毛泽东澄清自己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久经考验的大政治家，即使身处险恶环境，邓小平还是表现出相当的从容镇定，努力争取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年谱收录了他1968年7月5日写完的《我的自述》，1968年11月4日致汪东兴的信，1969年5月3日致汪东兴并请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信。邓小平表示：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继续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请党分配给小小的工作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尤为可贵的是，即使身处逆境，在为他人写证明材料时（如1967年11月3日关于钱信忠问题、1967年12月28日关于魏文伯问题），邓小平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记者：那么毛泽东对邓小平被打倒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与邓小平后来的复出又有什么关系？
　　编者：1967年1月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就邓小平的问题作过表态，年谱中记载有18次。在这些谈话和批示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要批，但同时又坚持：对邓小平要保。毛泽东还多次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如1968年10月13日谈到：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1971年8月15日又谈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了肯定邓小平的功绩，毛泽东还驳斥一些人对邓小平的污蔑。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说：有人说他（指邓小平）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此人厉害。在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的这些表态，使林彪、江青等欲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邓小平党籍、把邓小平置于死地的图谋未能得逞。毛泽东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多次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1972年8月14日批示：“这些事（指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成为邓小平复出的主要依据。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正是以毛泽东的表态为依据的。

　　 记者：“下放”江西对邓小平来说，一方面是靠边站，但一方面，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也在此时逐渐沉淀和积累。不过，从年谱中似乎看不到这方面的材料记录。
　　编者：在江西的三年多时间，是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但这三年，邓小平主要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日活动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不多。他本人后来对这段历史也没有太多回忆。最直接的记录是他写的少量信件，反映了他和家人在一起、在工厂劳动等的日常生活。如1970年9月13日他在致汪东兴的信中提到：“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他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在寂然的等待中，邓小平也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系，时刻关注国内政局的走向。他给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写信、谈家事、作政治表态等，年谱中记载有九次。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对促成他1973年复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期间，邓小平确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思考。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思考是不可能留下直接记录的，但侧面反映还是很多。比如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年谱记载，邓小平到江西后不久，他在北京家里的图书也被托运到江西。这些书，除马列著作外，还有中外历史、文学、哲学、传记等书籍。他还坚持每天听广播。另外，邓小平当时虽处于相对隔离状态，但毕竟每天去工厂劳动，有机会和工人接触，能够了解到社会底层的一些真实情况。他也认真听取插队回来的子女讲述各自的见闻感受。临复出前的几次外出视察，又实地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年谱记载：1972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离开茅坪时，对井冈山地方负责人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1972年12月6日他听到当地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时，表情凝重。1972年12月11日在瑞金谈话时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这些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能随便说的，可见他一直在思考国家建设的大事。即使在逆境中，邓小平也能静心思考，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勤于思考的见证。
　　记者：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文革”初期离开中央领导决策层长达六年之久，但他在1973年复出后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却彰显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
　　编者：的确如此，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没有落伍。年谱记载，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邓小平在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的会议上,分析当前中美、中苏、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时提出：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各方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这是对国际形势很精到的分析。在对国情的判断分析上，他多次强调中国人口多，经济还很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如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对中日关系的分析、对体育问题的指示、对环境保护的强调等，都表现出他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记者：编撰《邓小平年谱》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邓小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给你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编者：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再举两个例子：一是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雄辩才干和斗争谋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当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960年邓小平三次赴莫斯科谈判，和苏共展开论争，当时没有公开报道，许多研究者不清楚这一年他的行踪。年谱详细披露了这一年的行踪，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中苏两党的论争材料，充分反映出邓小平立场坚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不辱使命的外交才干和政治韬略。二是邓小平同毛泽东之间相互信任，深厚的革命情谊源远流长。上世纪30年代在苏区邓小平被打倒，成为“邓毛谢古”的“头子”，这是他和毛泽东相识相交的开始。从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邓小平的处境一步步好转、职务一步步提升都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提升相关联。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主政西南，邓小平勇挑重担，敢打敢拼，独当一面，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交办的各项任务。1952年8月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党的八大后到“文革”前一直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参与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后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被打倒，但毛泽东始终持保他的态度，在1967年5月的一个深夜还找他谈话，征求对即将在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意见。当然，这次谈话不可能愉快，邓小平没有表态。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对邓小平失去信任。同样，邓小平在逆境中，坚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
　　记者：人们都把邓小平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今天，请谈谈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生平思想的重要意义。
　　编者：《邓小平年谱（1904—1974）》，是继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出版之后，经过多年努力编撰而成的。至此，反映邓小平一生主要经历、革命业绩和思想发展的年谱就全部出齐了。全书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1974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的业绩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始终保持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邓小平辉煌的一生，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渊源，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无疑会有帮助。我们党一贯强调继承发展，一脉相承。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了解过去，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规律，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使我们对今天的现实问题能从一个历史的、宏观的大视野去把握，并增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全国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今天，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生平思想，仍然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