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年谱披露了一个小细节：邓小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对他的这个自我评估应当怎么看？这方面的才能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是怎样得到印证和表现的？
　　编者：应该说，邓小平的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这方面的才能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给他签写的鉴定书中就得到了印证：“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这也是邓小平后来第一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回国后，先到冯玉祥部中山军事学校担任中共组织书记。还在赴任的路上，他就向同行的伙伴和沿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中山军事学校，年仅23岁的邓小平不仅兼课而且在一些大场合演讲，据听过他演讲的人说，他讲话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引人入胜。不久他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表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
　　也正因为这样，1929年，中央委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党的工作，组织起义。他自己后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在那里他独当一面，动员和宣传群众，组织起义，更显露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宣传组织水平。1933年他到江西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毛泽东、朱德途经瑞金时决定留下，与他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不无关系。在第一次遭受政治磨难后，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年谱对他主编的《红星》报的重要内容作了反映。长征开始后，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手刻蜡纸办报。读者从《红星》报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根据长征中遇到的新情况，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并鼓舞士气的。抗战开始后，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进军大西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西南局书记，八大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组织工作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抗战时期是邓小平在军事、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处于复杂艰难的战争环境，资料收集难度应当不小。你们是怎样做到生动而又详尽地反映这个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
　　编者：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等军队和地方党的双重要职，既有具体负责一方面工作的经验，也有单独主持全面工作的经历。如何生动再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是年谱的一个重点。如，八年抗战时期邓小平是在太行山度过的，战事频仍，四处转战。单是为了确定他这一时期的行踪，我们就查阅、核实了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我们查阅了“一二九师阵中日记”，找到了“刘伯承日记”、“张南生笔记”等一大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我们还专程到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实地收集资料。综合各种资料，最终确定了邓小平转战太行的基本行踪。其中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属首次公开发表。
　　如何反映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也是编撰中的一个难点。从1938年1月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开始，他和师长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彼此相互尊重、配合默契，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过许多战役，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可以说，邓小平的军事思想与活动同刘伯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毕竟又是两个经历、性格和爱好不尽相同的人，工作分工也不同，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作政治主官。为了既充分反映邓小平军事活动的特点，又能照应到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经反复考虑，我们把记叙重心放在谱主邓小平作为政委的活动和建树上，同时也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邓小平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形式与各种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的论述等。
　　记者：邓小平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他在回答日本客人提出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请结合年谱内容谈谈，他为什么这样说？
　　编者：邓小平说过“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因为“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突然抢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料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大地，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强渡长江，攻占南京。后指挥进军西南，强弩隐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成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老同志并发表谈话，纵论二野历史，并分析了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年谱虽然主要记述邓小平的活动，但由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通过他的视角，我们能感受到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的气势，也更深切地体会邓小平为什么将之视为“一生中最高兴”的时期。

　 记者：关于建国后邓小平的活动，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邓小平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到1952年调任中央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后担任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请谈谈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主要工作和杰出贡献。
　　编者：年谱1950年至1952年7月摘引了邓小平为西南局起草、修改的大量文件。他提出西南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他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年谱1952年8月至1956年9月记述了邓小平初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分管过监察、民族、人事以及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部门的工作。他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他实事求是、妥善协调各方关系的工作艺术，他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做事果断的工作作风，都让毛泽东很满意，对他很信任。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邓小平还参与了处理高饶事件、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筹备中共八大以及中央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情况过去知道得比较少，年谱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6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是邓小平工作最忙的10年。他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党在领导人民取得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党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总的来说，邓小平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过许多正确的、积极的思想主张。比如，1957年上半年，就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问题，他指出：“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1960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只要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好。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现在看来，能快还是快点好。但是，快也是有条件的，受客观规律限制的。不能说越慢就越合乎客观规律，有较快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认识它。”1964年他在谈到工作标准时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1965年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消灭剥削制度。单单企业归国家管理，不叫社会主义。”这些思想，今天看来，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