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不失时机地做出恢复高考的重要决策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虽然提出应该落实周总理关于“应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升入大学”的指示精神，但却面临着二难选择：如果恢复高考，就要否定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8]，承担复辟17年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政治风险；如果继续执行“文革”中的错误做法，就会延续经实践检验并不成功的高等教育模式，不能适应培养高技术人才的时代要求。谁敢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谁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涵义？这涉及到“两个凡是”[9]的问题，也是困扰教育部门领导人的难题。7月29日，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听取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教育工作时说：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5](p167)他还指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刘二人谈话时明确强调，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5](p169)即便如此，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仍然沿袭了“文革”中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虽然提出“重视文化程度”，但文化考核“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在落实周总理指示精神问题上，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8](p169)？？

　　同一天，即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吴文俊、马大猷、唐敖庆、杨石先、苏步青、查全性等国内著名专家。可谓群英荟萃，共商国是。与会人员谈论的重点之一，是要求废除“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恢复考试制度。8月5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邹承鲁在发言中指出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9]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也提出了16字恢复高考方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10]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的发言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即埋没了人才、限制了工农子弟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11](p19)随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犹、数学家吴文俊也积极发言，建议国务院应下大决心改革现行招生制度。邓小平表态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5](p176)在有人谈到学制等问题时，邓小平还表示：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8月8日，邓小平在讲话中谈到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时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5](p179)邓小平的“八八”讲话石破天惊，其中许多内容明显是对过去的教育制度以及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反正。这样，是坚持毛泽东过去一贯同意的做法，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科学的改革；是“凡是”毛泽东的批示都坚决贯彻，还是改正其错误的方面，承继其正确的方面，成为非常棘手、但又不能不解决的矛盾。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下，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5](p185)

　　为贯彻邓小平的意见，8月13日[10]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并不轻松。与会代表遇到无法逾越的怪圈：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而教育要上去，就必须改革现有的高校招生体制；而要改革高校招生体制，就必须否定“两个估计”[11]。但否定“两个估计”就势必会触犯“两个凡是”的天条。[11](p50-51)不推翻“两个估计”，此次高招会议将难突出重围。此时，《人民日报》记者穆扬邀请6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同志召开小型会议，主题是分析《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笼的背景及其影响，说明“两个估计”成为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障碍。穆扬连夜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邓小平看到这份内参后很快做出批示，并于9月19日找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

　　邓小平从《人民日报》报送的内参谈起，指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说明“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建国后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这是对“两个估计”的正面批判，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冲击。邓小平还讲到1972年周恩来指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的情况，指出教育部还没有转过弯来。他强调，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直接招生不会中断学习的连贯性，实践证明，劳动两年后再入学丢掉了知识、浪费了时间。他旗帜鲜明地提出，重点高校招生不能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道：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难懂，太繁琐。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他严肃地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1](p6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