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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纪念刘少奇同志与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发布时间: 2019-04-19    作者:朱佳木    来源:国史网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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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4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届国家主席、深受全党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今天在这里召开学术座谈会,以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代表中央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后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克服暂时困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不朽功勋,更要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宝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尤其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可贵精神,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范,坚贞不屈、勇挑重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把他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作为党的传家宝,一代代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们今天纪念刘少奇同志,不仅要缅怀他的功绩、学习他的精神,也要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同时,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区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确认识和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曲折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对于这些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有过明确结论和论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上述问题,是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根本依据和思想统一的坚实基础。离开这些依据和基础,势必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混乱。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关系

  《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那时我国的政治状况。它“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1]

  《历史决议》同时指出,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1](p.31)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1](pp.31~33)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但这10年并非只有“文化大革命”;这10年经历了严重挫折、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仍然是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客观看待“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和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1](pp.42~43,54~55)

  邓小平曾斩钉截铁地说过:“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2]“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3]“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pp.353,308,29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的业绩来”。对于革命领袖,“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4]

  三、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历史决议》并没有直接论述,但在两个地方涉及了这个问题。一是对新中国成立32年的历史做基本估计时,提到那些年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1](p.12)比如,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50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1](pp.8~9)二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做基本估计时,提到那些年“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p.19)比如,毛泽东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刘少奇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云提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邓小平提出要在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朱德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等等。显而易见,以上成就和经验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前做出和积累的。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做出全面论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他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做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4](pp.111~114)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进行”。[4](pp.694~6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作为从事新中国历史研究、宣传、教育的学术团体,历来重视开展对开国元勋的纪念活动。近5年来,我们已先后举办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等学术座谈会,今天又举办了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这些座谈会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缅怀和学习他们的伟大事迹和光辉思想。每当举办这样的座谈会,我们总是尽可能邀请他们的后人前来出席,除了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外,也是为了给与会学者提供与他们的后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使大家增添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近感,更有利于大家深入探究老一辈革命家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家风,学习他们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陈云、朱德、周恩来诞辰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五个重要讲话。把这些讲话联系起来学习,不难看出它们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对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关系的准确把握,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精神、崇高风范的深刻理解。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4](p.687)他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5]他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6]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7]他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8]

  今天,我们纪念刘少奇同志,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向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理想信念、伟大精神和崇高品格学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307、299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2、693页。

  [5]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6]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0日。

  [7]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8]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6月12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

  注释

  1*本文为2018年11月17日作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举办的“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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