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自做调查研究是刘少奇、陈云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人们熟知的名言。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直倡导的优良传统。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尽快度过难关，刘少奇、陈云同时选择了在调查研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坚持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2]1960年9月开始，陈云四处考察调查。他去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调查，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更深的认识，并对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支援农业（包括增产化肥、排灌机械、拖拉机、胶轮车）等具体调整措施提出了重要意见。1961年下半年，陈云又对农村、煤炭工业、冶金工业进行了三次重要调查。一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做的农村调查。仅在这个调查点上，陈云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他吃住在农家，用2个半天听取公社党委的汇报，开了10个专题座谈会，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重点对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调研。之后，他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等县和江苏无锡市就相同的问题进行调查。经过全面调查和反复比较后，他向中央报送了三个调查报告。这对于进一步纠正1958年以后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共产风”，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煤炭和钢产量在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后又大幅度下降。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钢铁问题。为把这两大问题的情况弄明白，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他从61个直属矿选取6个矿汇报，归纳出18个专题请大家讨论，加上之前西颐煤炭会议的座谈共计28次。“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平衡，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3]11月24日至12月17日，陈云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钢铁行业座谈会。钢铁工业座谈会的开法与煤炭工业座谈会不一样，由冶金部统一汇报，边汇报边讨论，许多问题参照美国、日本、苏联、英国的情况作了对比分析。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了钢铁大滑坡的原因。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他指出，“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4]他不仅算建设能力，算成本、支出，更算比较效益。他不但通过座谈了解情况、讨论问题，还到一些矿山调查。他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井，去了解采掘情况，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陈云的调查不仅了解了所调查的行业问题所在，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调整有了整体把握。

　　面对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全面告急、群众挨饿的形势，刘少奇忧心如焚。为全面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他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1960年3月下旬开始，他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了解基层情况。他一再告诫干部们：“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及某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调查清楚了，问题就可经解决了。”^[5]为彻查农村情况，63岁的刘少奇于1961年4月初回到家乡湖南，在长沙、湘潭、宁乡三县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在调查前与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约定：“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6]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主要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为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探望患病农民。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指导工作组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特别注意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讲真话，觅取各种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迹象。同年8月，他又对大兴安岭林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通过调查，刘少奇深刻感受到“大跃进”以来危害和损失，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

　　这种深入细致的调查对正确刘少奇、陈云正确把握形势，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是他们产生共识的基础。

　　二、刘少奇、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思路一致

　　要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首先必须对形势和问题作出清醒而充分的估计，实事求是地讲清讲透困难，否则无法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克服困难的政策措施并推动落实。

　　有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作基础，刘少奇、陈云对当时经济困难严重程度及原因的认识和判断上是比较深入的，坚决主张大力度调整。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刚从湖南调查回京的刘少奇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明确地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7]他主张中心问题“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8]陈云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如八届六中全会时不赞成发表标志大跃进成果的“四大指标”。1959年4月，提出“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5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该由1500万吨降为1300万吨。他清醒地指出：钢铁指标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有计划的安排。遗憾的是，陈云中肯的意见没能引起重视，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1961年9月，陈云在庐山工作会议上，强调工业调整要贯彻综合平衡的原则，并认为要使经济活起来，必须下决心退够。

　　但是，在如何看待经济调整这个关键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存在分歧。自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后，对计划指标，对农村工作、手工业和商业工作的政策作了很多重调整，同时决定当年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缩短了重工业战线，关停一批“小土群”、“小洋群”企业。经过努力，调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得到初步纠正，粮食产量停止了连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国内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情况没有根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都大幅度下降。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却不肯正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对生产力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认为目前采取的调整措施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希望经过短时期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继续跃进”。与这些认识相关，1961年的调整方针“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足够地加强。”^[9]1962年就成为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

　　为总结经验教训，在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刘少奇提出要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并把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下猛药，才能接受教训。^[10]但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报告初稿时，有些人认为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过多了，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要搞得漆黑一团。同时，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农业的调整最先开始，1961年底农业生产已有起色，报告的修改稿既保留了“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却又作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11]的估计。为了鼓劲，还提出制定十年规划。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尤其突出的是，他突破了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惯例，提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12]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则因自己与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差距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在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3]这说明“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14]

　　七千人大会认真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突破了不少框框，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调整以扭转困难形势，需要进一步摸索。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身上。

　　1962年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国家计委、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月向七千人大会提交的《1962年年度计划草案》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一九六二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暴露了新的问题。一是同1958年至1961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等项指标都已调低，但这个计划草案，对农业、轻工业的倾斜仍然不够，基本建设规模、重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仍然过大；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很大缺口。二是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收支指标按收支平衡来编，但“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有30亿元(后来核实为50亿元)。报告提到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中国家财政有39亿元的结余。西楼会议首先就此展开讨论。大家根据当时国家库存量减少、市场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情况，认为这种“结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初步检查的结果，发现几年来财政收入建立在工农业产值“虚报实支”基础上，产生的亏空是通过挖库存、涨物价、多发票子和动用国家金银外汇的储备等办法来弥补的。亏空可能有200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财政赤字被账面上的盈余所掩盖，没有揭露出来。^[15]

　　刘少奇对这个“没有暴露赤字，揭露矛盾，解决问题”^[16]的预算报告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17]指示财贸办公室重新写报告，把财政赤字如实摆出来，同时提出要中央解决什么问题，采取哪些措施。会议认为不能就财政说财政，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否则，就会造成今后更大的被动。

　　这些情况证明实际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判断明显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对全面调整的艰巨性认识不够。对此，刘少奇鼓励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和解决新暴露的严重问题，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坚定地提出：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18]

　　刘少奇请陈云讲话。经过反复考虑，23日，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如何克服困难呢？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他估计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到五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继续精减的职工，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资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全国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他认为，除了增产粮食以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目前第一位的问题。国民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19]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