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课”、“铁将军”、“神秘调令”

　　1962年之前，毕业于武汉大学、任教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的俞大光，从未想过自己会和原子弹、氢弹扯上关系。

　　按照正常路径，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俞大光的所有经历似乎意味着他将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读研到一半开始教授专科课程,尚未结业就正式执教本科生课程，而研究生毕业时已成为哈工大电工教研室主任。

　　哈工大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俞大光守持敬慎。他带领的电工基础课，考试前要考查，考查前要准备每个学生学习记录，学习记录上要详细记载每个人的作业完成情况、概念性错误出现频率。学习困难不怕，俞大光会特别辅导。但考试，没有任何通融余地。

　　几十年后他回哈工大探望故旧，午餐会上有人站起来敬酒：“俞老师，我在哈工大记分册上唯一一个3分，是您给的。因为口试时说错了一个概念。”

　　当年学生已是今日博导，“3分”教训毕生受益。

　　课是“老虎课”，人是“铁将军”，都是学生送他的“雅号”。他也欣然领受——这顶帽子的寓意应该是敢闯敢为、铁面无私。回顾检查自己，“还有距离呐，还应该加倍努力。”俞大光哈哈一笑。

　　确实“敢闯”。反右运动开始，右派学生考试如何评分成为争论焦点。他公开来了一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让同事都捏了一把汗。

　　“大跃进”，学校组织学生“猛攻尖端”。他仍然坚持严格考试、严格标准。由于给出的分数不高，被支部严厉批评“跟党走的不是一条路。”

　　也“敢为”。翻译苏联的电工基础教材，从零开始学俄语；遇到涉及物理化学的专业术语，就找各系研究生一一请教。1950年到1953年，译著终于集腋成裘。

　　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工原理》，一气呵成。原哈工大副校长、老同事周长源回忆他写书的特点：“整部书稿几乎完全是默写出来的，包括繁琐复杂的数学推导。”

　　“没有那么夸张，”老人笑，“我在哈工大一直教课，每节课都要打字写讲义。一遍讲义、一遍讨论后的教学大纲，反反复复，所以心里都有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的整整一代电工技师，大多由此书入门。

　　传道授业，十年文章。说起来，一纸调令来得突然且神秘。

　　1962年，正准备赴京参加高教部教材编审筹备会的俞大光，被教务处领导叫住了：中央组织部点名调他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又称第九研究所，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可借出差机会去该局洽谈一下。

　　去干什么？多长时间？一概不知。

　　在北京，俞大光马上联系了在二机部九局工作的老同学，反复追问下只有一句回复：“来了你就自然知道了。”

　　“我很为难啊，我不知道调去干什么，这怎么表态？”哈工大方面也极力挽留——教研室离不开学术带头人，修订中的《电工基础》也离不开这位编者。时任校长李昌特意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甚至还想派另外一位教师替他调过去。

　　当然，都没起作用。一个刚刚独立的东方大国正怀抱一个莫大的理想，一群科学家和工程专家正悄悄集合于这个理想之下。原武汉大学教师、和钱学森一批回国的专家疏松桂向二机部推荐了学生俞大光——电子工程技术骨干，正是所需。

　　他将与时代共进，当时的俞大光显然不知。成就这段缘分的仍是工科知识分子的“一根筋”：“反正都入党了，那我服从组织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