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哲先生1902年2月16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1928年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1929年以论文《有一定平面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博士学位。1929年秋回国，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1941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1946～1948年再度赴美进行交食双星光谱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1950年5月-1984年7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1984年7月-1986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直到1986年7月21日逝世)。

　　张钰哲先生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工作。陆续发现若干星历表上没有编号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三颗新彗星。为了纪念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1978年8月出版的《国际小行星通报》公布，新编号的2051号小行星定为“张”（2051）chang。张钰哲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变化小行星的光点测光》、《造父变星仙后座CZ的研究》、《哈雷彗星轨道的演化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等数十篇。

　　早在1928年，刚在芝加哥获得天文学硕士学位的张钰哲，就在实习的叶凯士天文台发现了一颗新行星。这个身处异邦的年轻中国人，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中华”，以寄托对万里之外的祖国的思念。但祖国并未给这个“追星者”一条合适的“运行轨道”。这时的中国，没有一个现代天文台，也没有一个大学开办天文系。一年后归国的张钰哲，只能在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讲授天文学课程。

　　此时，由于国人天文学知识的极度匮乏，各种天象——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被赋予各种神秘的含义。每逢有罕见天象发生，张钰哲就在报刊上撰写科普文章，正本清源。

　　早在1937年初，张钰哲就成功预测出了4年后将在我国出现的一次日全食，日食带将经过甘肃、陕西、湖北，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不久，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也证实了张的预测，这次日全食，是当时罕见的天文奇观。

　　不过，科学家可以预测太阳的运行，却预测不出即将到来的战争。1941年，这条日食带覆盖的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日占区，各国天文学家也纷纷取消了来华观测的计划，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便落到了中国同行的肩上。 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食观测。以张钰哲为队长的中国日食观测队，将地点选在了甘肃临洮。这可能也是世界天文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日食观测。观测队从昆明出发，途经3000公里，沿途遭遇日军的多次空袭，所幸无人员伤亡。而在日食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军队特别派遣了一个高射炮兵团进行护卫，20余架战斗机也在空中待命，拦截随时可能出现的日机。

　　在张钰哲的精心筹划下，此次日食观测圆满完成。《中央日报》将其与“明朝嘉靖二十年之日全食后，名将戚继光曾建立剿灭倭寇之殊功”做了对比，称其为“抗战接近胜利之预演”。 少有人知的是，在临洮的张钰哲，怀里却揣着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三日后，母亲病逝，这个旁人眼中的孝子，悲恸地写下了一篇题为《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的论文，作为献给母亲的“最好的悼念”。 张钰哲和母亲的感情极深，他自幼丧父，被母亲一手抚养长大。8岁时的一个夜晚，在故乡福州的家中天井，他依偎在母亲怀里，见到了天际划过的哈雷彗星，从那一刻起，这个少年便萌发了“追星”的梦想。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张钰哲就曾不断考虑开展光电测光工作，他亲自组织安排仪器试制和参加试验观测，经几年努力，直到1958年才初步建立起来。这年冬天，在他主持下，在60厘米望远镜上测出了堪与国外2米望远镜结果相媲美的完整的小行星光为曲线。他领导建立的这项观测工作至今已得到40余颗小行星完整的变光曲线，为探讨小行星自转轴指向提供了宝贵资料。

　　而76年后的1986年，当哈雷彗星在空中重现时，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天文学家，又一次观测到了它，他成为中国唯一见过两次哈雷彗星的天文学家。这虽然只是历史的巧合，却也仿佛是张钰哲“追星一生”的隐喻。

　　他和他的助手们，为人类的星空图谱捕捉了近千名“新成员”。他信奉的座右铭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一心只想倡惊奇论调，欺世盗名，而不甘潜心于真理之追求，为知识而舍身，在学术上恐怕永不能有何贡献。” 而在身后，他的视线也不愿离开那些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深埋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角落，地面上没有任何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