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清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

　 英达——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不像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这只能算是假‘假洋鬼子’了。”英达这样评诉他们的英氏家族。

　英达从小天分过人，英若诚用补发的工资从琉璃厂淘了许多好书，其中有一套契科夫小说。英达只有11岁，就看得津津有味，对爸爸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英若诚还想办法弄了一台二手唱机，在家里偷偷放贝多芬给英达听。

　　阿忆坚定地认为英达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在智力上是英达的对手。他随手翻书，过目不忘，咱们读书1000条信息你最多只记得20条，他全在脑子里。他其实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专业人士半天说不明白，他打个比方，说个笑话，就让人再明白不过了。一块儿坐着说历史能让研究历史的没话说，谈医学能让当医生的自叹不如。他只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演员、一个导演。”

　　2001年，由于阿忆的推荐，英达从演艺界闯进主持界，《夫妻剧场》、《夫妻天下》、《明星大课堂》、《英达老故事》这些栏目在各地方卫视收视率都挺高，有的甚至达到8%以上。阿忆所在的九合成传媒成为英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酬劳绝对是主持人里最高的，第二名都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公司觉得很值，他只要在节目录制前10分钟看一下策划，知道这期节目的大概框架是什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他所有的主持都是即兴反应，不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