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妻子是皇族，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究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唯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英千里——与官场格格不入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