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何泽慧：“中国的居里夫人”

　　在1946年夏天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有着其他的裂变方式。

　　此后，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最后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这一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西方各国报刊相继刊登了钱氏夫妇的伟大发现。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由于钱三强在神秘的原子世界中取得了异乎寻常的科研成果，他在法国科技界的声誉不断提高。l947年，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当年，在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中，得到这样的学术职位，只有钱三强一人。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却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8年春天，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表达了他们夫妇盼望回归祖国的急切心情。当他们夫妇将回国的决定和归期告知导师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居里先生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倘若

　　是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他对钱三强夫妇的支持，将若干个保密的数据(现已公开)告知了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给了他们。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与何泽慧饯行，并与他们在房后花园中合影留念。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起初只有几个人的研究所，到1955年已经粗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他们自己设计并建成了中国第一台、第二台静电加速器，同时，对回旋加速器的高频、磁铁系统也进行了初步设计。在何泽慧的具体指导下，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核物理探测器……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政治局会议。钱三强带着何泽慧设计并制造的一台小型探测仪，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用这台仪器现场作了探测铀矿的表演，博得了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阵阵掌声。会上，毛泽东向钱三强询问了发现原子核科学的诸多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不久，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核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1964年lo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l965年8月，法国《科学与生活》6月号“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原子弹之父’。”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天，法国《新社科学》编辑塞尔日•贝尔写道：“人民中国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人在核方面的成就……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召回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外国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物理学家，他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和核研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1967年6月18日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4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就是钱三强领导的。”

　　对于外国媒体的这些传言和猜测，钱三强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多次严肃地指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程开甲：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因为它曾经带给日本广岛和长崎毁灭性的灾难。作为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这样一位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

　　为搞地下核试验，程开甲和同事们不知担过多少次风险。而到原子弹爆心做考察，他们心里明白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防护面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以上的高温，走进了通向原子弹爆心的地下通道。他们已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辐射，而是抓紧时间研究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程开甲通过仔细观察、取样、测试，终于取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条电缆沟从核爆中心伸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程开甲经过

　　周密分析后提出：向所有电缆沟垫加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司令员张蕴钰那里，张蕴钰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的数据。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遭到了包括当时司令员白斌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人劝他说：“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和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而程开甲则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最后，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中，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来。程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情况下测到准确数据。

　　作为核试验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创建了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他还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获”的要求，明确了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召开了几百次协调会议，与各军兵种及地方上百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曼哈顿工程”。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现代化设备。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随了程开甲等一批老科学家们大半辈子。现在，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还是对黑板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小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了新居，还专门留了一面墙，装上了一块黑板。每当想起什么问题、思考什么方案，搞一个演算，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

　　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党和人民也始终铭记着这些曾做出过不朽贡献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