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纬禄：让“蛟龙”跃出海面

　　“火箭就是生命!”这个比喻，形象地反映出了黄纬禄对航天事业的痴恋。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液体中近程弹道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及第一代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的成功研制，都与黄纬绿的名字分不开。

　　1958年春，黄纬禄被调至国防部二分院，挑起了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的重担。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央作出研制潜地导弹(固体战略导弹)的重大部署。l970年，黄纬禄又由液体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转任潜地导弹总体设计师，由分管一个部分的设计走向总体设计。对黄纬禄而言，这一转任不仅仅使他的领导才干得到发挥和运用，更主要的是对他技术水平的一次全面考验。于是他从头学起，一上任就与同事们冒着酷暑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做箭体落水试验……

　　1982年春，在北京召开的总师会议上，为潜地导弹发射作了最后的技术和组织准备。黄纬禄像一位快接近终点的长跑运动员，迈开了百米冲刺的步伐。

　　1982年10月12日下午，在我国渤海海域，潜地导弹瞬间打破了海面上的宁静，喷吐着白色云柱直刺高空，云柱如“蛟龙”跃出海面……此时，黄纬禄激动地说：“我们过去为什么受人家欺负，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国防能力差。我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做一点贡献，自己也不枉过这一生。”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几十年来，黄纬禄喜欢用匈牙利爱国主义诗人裴多菲的这些诗句鼓舞自己。

　　上世纪70年代初，黄纬禄因工作需要调到另一个研究院，远离住所。当时，他的3个子女，一个在塞北草原牧羊，两个到云南边寨落户，一去便半年多没有音信。儿女奔赴边疆后，体弱多病的老伴又因手术住进了医院，家中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表姐。病床上的老伴拉着他的手坚定地说：“去吧，那儿需要你，家人不怨你。”听到这些话，黄纬禄心里酸酸的。新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不便。黄纬禄每天要往返100多里上下班。后来，条件改善了，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小轿车，然而，黄纬禄却用科学家的严谨和固执始终遵循着一条铁的法则：非公外出，不用公车；特殊情况下私人用车，一概交费。

　　“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往往在一线工作的同志比我更有发言权。”身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总设计师，黄纬禄从不以专家自居。因此，他非常注重到基层了解情况，发扬技术民主，自己不懂的，就不耻下问，所以人们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讲。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他却时时刻刻以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为发展中华民族的航天事业，他希望成为一名无名英雄。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1961年3月的一天，王淦昌迈着稳重的脚步，走进了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刘杰和副部长兼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会见了他。

　　刘杰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早在一年多以前，苏联专家将要撤离中国的时候，刘杰就将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希望，寄托在了王淦昌等科学家身上。有一位同情中国的苏联专家临走前对刘杰说：“我们走了，你们也同样能把原子弹制造出来，因为你们有王淦昌等一大批有才能的优秀科学家……”

　　听到中国要自己制造原子弹，王淦昌迸出了多年积压在心头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3天后，他告别了家中老小，来到核武器研究所。

　　从此。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人员行列里，又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和上万名技术人员一起，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隐姓埋名，奋斗了l7年。

　　在17号工地爆轰物理试验场，王淦昌带着许多年轻人天天与炸药、雷管打交道。起初，试验用的“碉堡”尚未修成，他们就用沙袋围起来做试验。遇上沙尘天气，站在野外，常常一次试验没做完，汗水与沙土就粘在了一起，大家都成了泥人和沙人。当时正逢国家困难时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由于过度的疲劳和缺乏营养，许多人出现了浮肿……

　　1964年6月，原子弹试验开始进行仪器设备的现场安装工作。此时正值盛夏，白天戈壁滩地表温度高达60％，参试人员顶烈日，迎热风，身上晒脱了皮，喝的是咸苦水。若遇上刮大风，飞起的石块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狂风能将帐篷连根拔起。但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大家齐心协力为核试验做着各项准备。到15日午夜，整个原子弹装备完毕。

　　16日下午，原子弹爆炸进入倒计时。王淦昌等撤离了基地现场，前往试验现场控制室。下午3时，随着一声惊雷般巨响，大地骤然间震颤，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1965年1月，毛泽东发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王淦昌在完成研制原子弹的任务之后，又很快投入到了氢弹的研制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