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工程

　　“祖籍山东牟平，祖上‘闯关东’，父辈起就生长于东北，说话一口东北腔。”这是传记文学作家对孙家栋的描述。

　　1967年，孙家栋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他被钱学森点将，调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师。

　　“东方红一号”升空以后，孙家栋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国卫星事业的首次连在一起。

　　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孙家栋均担任总设计师。1986年4月，他还担任过我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

　　2000年，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找到孙家栋，这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人满怀神圣的使命感，在一起谋划着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思路。

　　2004年2月25日，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于今日起正式实施。工程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在这之前，40多年来，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活动，而探月工程则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序幕。

　　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在工程方面考虑最多的问题自然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孙家栋认为，绕月探测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月球这个离人类最近的天体，通过对月球由浅及深的了解，促进航天工程技术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技术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迈进。

　　中国探月工程虽然比美国、俄罗斯晚了40多年，有前辈的科技成果可供借鉴，但要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识，为详细探测和资源开发打好基础，就要有所创新，起码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

　　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孙家栋对星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有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一次，孙家栋在凉台上从后半夜一直站到了天空泛白、月亮轮廓变淡的时候，老伴打趣地说：“月亮可真好看。看够了?看出名堂了?是不是该吃早饭了，司机都该来接你了。”这时，他却似乎没有倦意，早饭比平常吃的还要多。

　　孙家栋的科研历程体现的不仅仅是科技成果的艰难获得，更体现着他为祖国航天事业默默奉献的心路历程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任新民：中国放卫星的人

　　1956年8月，任新民奉调参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任总体室主任。从此，他将全部精力与热血都献给了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

　　从1965年起，国家全面开始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而设计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任新民是研制运载火箭的负责人。回忆起研制“长征一号”时的艰难，任老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氛围也不好。在进行运载火箭的试验时，由于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致使第一次试验失败了，当时周围马上就有人反对继续研制下去。作为负责人，任新民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使得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寰宇。在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会上，任新民和钱学森等科学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他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对自己取得的突出成就，任新民看得很轻，他对笔者说：“其实我没什么好写的，我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他轻轻说出口的“一件事”，在世人眼中却非比寻常，即发展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上，任新民以其智慧和汗水，深深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笔者采访任新民时，在敬仰之余又多了几分亲切：任新民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朴实得如同邻家老大爷。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关于他的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一次，有一个重要的航天专家会议在北京某宾馆举行。当任新民身穿蓝色工作服，脚蹬圆口黑布鞋，匆匆赶到宾馆时，却被服务人员挡在了门外：“老师傅，你不能进去，今天这儿有个重要的会议。”当听说这个瘦老头也是来开会的，服务员们不相信地笑了。直到任新民拿出了会议出席证，他们才知道老人原来就是中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这才深表歉意地请他进去。这个故事也因而成了一段佳话。

　　当笔者问起任新民中国航天“总总师”的美誉时，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说：“这只是大家一时的玩笑而已，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他的老伴虞霜琴讲述了这个称号的由来。l979年，任新民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试验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卫星通信工程涉及上千个部门，有上万人参与，每个系统都有一名著名的航天专家任总设计师，而任新民则是这几个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被誉为“总总师”。

　　任新民的一生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然而，这件事扬出了国威，书写了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