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终于打开。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闪光足迹。
　　１９５８年，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１Ａ发动机试制成功，它把歼教一１飞机送上蓝天，飞到了北京。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赶赴沈阳出席庆祝大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制了电影《早送银燕上青天》。
　　１９５９年，红旗２号喷气式发动机试制成功。
　　１９６９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７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１９７１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５发动机试制成功。
　　１９７８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６发动机试制成功。
　　在一个又一个成功后，该是何等喜悦！然而，吴大观一代先驱者们在成功后体验更多的是悲壮。
　　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最终下马。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涡扇６发动机，生逢１０年“文革”动乱，历经４次上马，３次下马，５次转移研制地址，最终因周期过长，失去了装备部队的最佳时期。那一天，当吴大观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设计师李志广在台上宣读涡扇６发动机停止试制的决定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一台发动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奋斗。无论什么原因的下马，都像宇宙黑洞一样不知吞噬了多少曾经灿烂的光线。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然而，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他曾为攻克下“气冷空心叶片”这项发动机的尖端技术与一位同行打赌：“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挂在研究所门口！”
　　他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发动机要重视预研，要像吃苹果一样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从而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１１本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他与另外８名专家给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病”的重要，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今天，由“太行”发动机装备的战鹰已经冲上蓝天。
　　晚年，他在担任航空部科技委常委期间，用６年时间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使发动机研制从此有章可循。
　　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到过奖项，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但是，他的伟大与贡献全与此无关。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索，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
　　今天，当中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一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吴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他永远怀揣着一颗 “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翅膀，多么神奇的翅膀！蝴蝶、蜜蜂、蜻蜓……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１９４０年，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３年级读书的２３岁的吴大观迷上了各种昆虫的翅膀，他用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把收集到的翅膀夹在里面，编上１号，２号……
　　他没有想到，与这个爱好几乎同时降临的是一群贴着膏药旗的轰炸机。那些也有着一双翅膀的魔鬼，在昆明上空发出刺耳的嚎叫，投下一串串黑色的炸弹，顷刻间，美丽的土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一个强烈的愿望－－“航空救国”－－就这样在年轻人心中爆发了。他要转系，要学航空，他抱着贴满昆虫翅膀的日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先生的眼睛亮了。
　　１９４２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这个条件艰苦、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却有８位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航空报国”之信念，是一代中国人的梦。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３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窘困中，他刚见面不多日子的女儿感染白喉，等他四处奔走借钱买来药，只有４岁的小生命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个晚上，他望着从美国带回的一箱子发动机资料和给女儿买的小花衣裳，恸哭。
　　女儿没了，“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一位助教问他。
　　“解放区！呵，太好了！我早就想去了！”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 聂荣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吴大观像个孩子一般笑了。“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１９５１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了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每天坐在位于北京德胜门一带的那栋局机关的小楼里，吴大观和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设计发动机。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６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３天３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２０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线，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疼痛渗入心底。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的咳嗽；每一年的３６５天，每一天的中午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无言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