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思想。陈云逝世后，党中央在讣告中，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100周年座谈会上，都给予了他崇高评价。讣告称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称：“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说：“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2015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习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的一生做出了更高评价。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将陈云的贡献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指出：“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不能不受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论述，有许多当然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工作。但是，陈云经济思想中基本的核心内容，也同许多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是超越时代的。事实说明，这一思想经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有许多地方与陈云经济思想高度契合。

　　陈云经济思想深邃而丰富，这里只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谈谈对其要点的粗浅理解。

　　一、建设和改革都要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对此，没有什么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忘记的恰恰就是这个最终目的。然而，陈云不仅始终牢记这个最终目的，并且总是把它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之中。

　　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财经部门为制止通货膨胀，加紧征收公粮和发行公债。陈云说，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956年底，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在部党组会上又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检验是否忽略或忘记经济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将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我们搞基建当然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但财力、物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限的，过多用于基本建设，势必妨碍人民眼前利益即民生改善。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针对经济建设上出现的冒进倾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所谓建设与民生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与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与农业的平衡问题。”在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顶着反“反冒进”的压力指出：“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分析说：“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他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如果六千多万人（当时大中城市人口数量——笔者注）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人们为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使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出现了进一步失调的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采纳陈云的意见，决定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致使物资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普遍上涨。为此，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目的的问题，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讲清楚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道理，他把人民生活比喻为“吃饭”，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旧中国工业原本薄弱，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大多数重化工项目尚未投产，因此，那一时期的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建设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显现。对此，陈云从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出发，给予了高度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靠边站”，但在调研时还是叮嘱石油战线的同志，“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当一些地方热衷于引进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项目时，他又告诫大家：“防止污染，必须先搞。”“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2年，他看到新华社题为《上海出现酸性雨污染环境》的内部材料，当即批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1988年，他已退居二线，但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篇文章后，马上批给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他还不忘附上一句：“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在陈云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一样，最终目的都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都要处理好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都要把民生摆在第一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反复提醒大家：“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他历来认为，价格牵涉千家万户，“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愈关心”。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是对的，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一定要想到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就建议把其中讲的“物价与价值要一致”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时说：“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的物价改革方案一经公布，果然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指数猛涨20%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经闹大。“八九”政治风波过后，陈云对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说：“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影响面大，不仅在城市，而且波及农村。”他在同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时再次指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经济建设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基础之上

　　从历史的长过程和最终结果看，经济建设速度到底是按比例平稳发展更快，还是不顾比例而只讲速度更快？是重质量、效益更快，还是轻质量、效益而只重速度更快？对此，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同认识。陈云一向持第一种主张，他反复强调：“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经济增长发生过10次起落，其中改革开放之前有3次，改革开放之后有7次，有的起落幅度还很大。其原因都在于只求高速度而忽视按比例发展。可见，陈云关于经济平稳发展比急于求成发展要快的观点，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都是有意义的。其实，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有主张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周期波动的学说。而且，凡与我国经济有联系的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都十分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既担心抑制过热降低需求，也担心持续过热导致泡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经济与中国联系越广泛越紧密，人们就越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发展。

　　陈云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他说：“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所建立的，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大都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除了特殊时期，比如要集中力量突击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超过生产力水平的。但是，无论实行哪种经济体制，经济运行都必须按比例发展。正如陈云所说：“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他还说过：“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可见，无论使用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经济凡是向前发展的，都是因为做到了按比例发展。

　　为了使经济按比例发展，通过长期实践，陈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适用。比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遵守“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情况和那时比有了很大不同，平衡建设规模与国力、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能再只计算政府手中的钱和物，只控制政府的投资，还要看到国际和社会的投资，以及国际市场的资源。但是，无论国外投资还是社会投资，只要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对土地、水、石油、矿藏等资源仍然需要平衡。有些资源国内不够可以进口，但国际市场也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因此，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需要考虑与国力相适应的问题。

　　再如，“平衡要从短线开始”的方法。陈云领导第一次经济调整时，对此前几年由于急于求成而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对于如何进行综合平衡的问题讲了两条意见：一是从制定计划时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要做计划时不按比例，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再来纠正；二是要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不要按长线搞平衡，否则弄得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说：“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改革开放后，他又按照“短线平衡”的原则，提出国家要集中资金，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

　　这里说的“短线平衡”，当然是针对计划工作而言的。有人喜欢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定律”，而摒弃“短线平衡”的原理。其实，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经济中的许多重大比例，如三次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的门类之间、产品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结构，仍然需要找出薄弱环节并加以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用“木桶定律”和“短线平衡”的原理指导都可以，但“短线平衡”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更应当用作我们的指导原则。

　　在经济要不要平衡发展的问题上，过去还有一种理论，叫“积极平衡”，是说不应当消极维护旧平衡，而应当积极打破旧平衡，寻找新平衡。陈云不同意这个理论，提出“紧张平衡”的主张。他说：“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后来，在“一五”建设末期，他又重申这一观点，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掀起的“新跃进”，陈云提出了“不折腾”的观点。他说：“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那时，钢的指标定得比较高，陈云主持经济调整时，主张把指标压下来。他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在钢铁产量与质量问题上，陈云一向更重视质量。他在第一次经济调整期间查阅了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历年钢产量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国家在钢产量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用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是在这时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苏联也是在这个水平上成为工业强国。就是说，它们都是在这个产量上，做到各种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的。因此，他说：“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后来，当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时，有的同志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提出“提前翻两番”的口号。陈云强调，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他告诫大家：“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在“提前翻两番”思想的支配下，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长了15.2%；1985年1月至7月的工业总产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长了22.8%。陈云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如果不降下来，“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可惜，陈云的话没能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国民经济继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结果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中央只得于1988年决定进行带有调整性质的治理整顿。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跌落到4%。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过分突出经济的发展速度、数量、产值，不仅难以持久，而且效益不佳，如果算总账，确实比稳中求进的方针要慢。

　　三、搞活经济要建立在宏观控制基础之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矛盾。过去，陈云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力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概括起来说，就是做到“活而不乱”。在陈云的话语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本质上也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只要不拘泥于“国家计划”这样的提法，而是注重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述实质，那么，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同样具有积极的认识价值。

　　早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顺利完成之后，陈云就提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他说：“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他主张，除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和一些热销货继续统购外，其余可以自由选购。他说，实行这种办法后可能会有一些毛病，但我们只能一方面管好市场，另一方面不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他甚至说过：“资本主义是大不合理，小合理。大不合理是生产无政府，但是每个资本家管理生产却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货’。可否改变成大合理，小也合理呢？我看必须这样做。苏联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它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我们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方向大体是这样，至于名字怎样叫，还没有研究。”接着，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构想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他重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部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亲笔起草了一份提纲，上面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由此，他得出结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但无论哪种提法，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既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运行，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陈云曾于1982年做过一个生动比喻，把它们比作“鸟”与“笼子”，借以揭示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要义。他说：“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比喻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个比喻反映了陈云要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装回到“鸟笼”里，是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把它诬称为“鸟笼经济”。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处理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而不是为了搞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这其实最早还是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黄克诚大将在和陈云谈话中提出的，陈云感到很有道理，在随后听取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指出“‘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后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再后来，他要会见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在审阅谈话稿时，又亲笔加了16个字，即“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可见，这里说的“笼子”，不过是对宏观控制的形象比喻罢了，绝不像一些浅薄之人望文生义理解得那样狭小，相反，是可以大到世界任何地方的。

　　今天，我们已经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各种法律法规，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不是也像“笼子”一样起着限制经济微观运行盲目发展的作用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笼子”，岂不真的会让各种经济主体像“鸟”一样脱离国家宏观控制而“飞跑”，造成经济失控、比例失调，甚至国有资产流失、使私人资产向国外转移。当然，用来做“笼子”的材料，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而是更多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笼子”的实质——对经济微观运行进行宏观控制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是相同的。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笼子”，从某种意义上恐怕比我们扎得更紧。

　　陈云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和部门都缺少横向经济联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发倾向很严重，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赞扬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同时也指出改革带来了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地变成私人资本，但它们后面往往仍有政府支持或参与，资金大部分也来自国有银行，一旦重复建设，出现呆账、坏账、烂账，受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赔偿、安置等善后问题照样要由政府来处理。

　　四、对外开放要建立在“以我为主”基础之上

　　陈云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是放在观察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有可能成为倾向性的问题上。正因如此，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务实性和稳妥性。比如，当人们不大注意对外开放，甚至有人反对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地强调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大胆进行对外经济交流；但当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意义，对外开放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甚至有人忽略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时，他往往又会较多强调要头脑清醒、处事谨慎，提醒人们注意对外开放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他思想的这个特点和论述的背景，就有可能会误认为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不积极、不热情，思想偏于保守。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由于缺少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起初，陈云针对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的情况，较多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学，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但当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后，他又强调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币发行工作，就和苏联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曾经讲过，苏联关于“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

　　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出现天灾人祸，粮食供应紧张，需要进口。但是，一来“大跃进”时期搞浮夸，对外宣布我国粮食过关了；二来我们同西方国家尚处于冷战状态，宣传“不吃嗟来之食”“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是一个敏感问题，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那时，陈云已经被划入右倾保守一边，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然而，他不顾个人荣辱，于1960年底通过粮食部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提议进口12亿斤粮食。毛主席批示进口20亿斤更好。于是，陈云同周总理商量，确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75亿斤。1961年8月，他当面征得毛主席同意，又从法国转口购买了美国小麦。结果，196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进口达100多亿斤，为缓解粮食困难、保证市场稳定、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陈云鉴于农村粮食征购压力太大，一直强调进口粮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合400亿斤）的建议，对后来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市场初步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需要硬通货，必须相应增加出口。为此，陈云提出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要允许有时先赔钱，并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严格质量检验，包换包退，树立良好信誉。他指出，外贸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大进大出，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打掉“官商”习气。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总理要陈云协助他抓外贸工作。那时，“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把利用资本主义信贷、“三来一补”、进口国外先进设备等，统统说成违背自力更生方针的所谓“洋奴哲学”；还把外贸中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说成参与资本家的投机买卖，把出口工艺品采用中国古代和西方历史文化题材说成是宣扬“四旧”和“封资修”。面对这种“左”的思潮，陈云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被当成右倾的观点。他说：现在外贸已由过去75%面向苏东，变为7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与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他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进口轧钢设备时，“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他还说，出口工艺品是做生意，要适应客户需要，这与宣传什么无关。

　　粉碎“四人帮”后，“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但经济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洋跃进”，急于进口设备和借贷，盲目同国外签约。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反过来强调，对外债要分析，自由外汇很少，买方信贷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和偿还能力。他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他提醒干部：“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中要警惕。”

　　20世纪80年代初，外贸实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业企业和省市都争外贸自主权，形成多头对外、削价竞销、不计成本、国家吃亏的局面。当时的外贸部领导向陈云汇报，反映外贸工作内部打乱仗的情况。陈云听后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给国家增加外汇，如果适得其反，就可以考虑“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看看哪种办法更好。“走老路的办法无非是省里吃亏，部门吃亏，油水少了，积极性没那么高了。但他们那种积极性高了，中央的钱就少了。我是‘老北京’，讲的是‘北京话’。总管全局的人不讲‘北京话’不行。”“肥水不落外人田”，就是在那次谈话里提出来的。后来，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报告上批示：“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四个毗邻港澳台的沿海城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赞成并参与这项重大决策。但当一些同志忽略了这几个城市的特殊条件而提出在其他城市甚至整个省都要办经济特区时，他又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要办，但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特区有有利的方面，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如外币打击人民币等；其他地方可以搞来料加工、合资经营，但不要再搞特区，尤其不能把整个省都变成特区。后来，邓小平建议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他表示完全同意，同时就特区建设提出两点要注意的问题，即一要有“拳头”产品，不能总是来料加工；二要掌握好来料加工产品的内销比例。他指出：“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这还是应该提倡的。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东西挤掉了。比如发动机组，开始是几千千瓦，现在搞到三十万千瓦，这样的东西就要保护。”他还用家乡话说了一句，“癞痢头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好”。

　　在那次谈话中，陈云特别提到特区货币问题。因为那段时间，特区一些同志考虑开发资金不足，强烈要求允许自己发行货币，学术界也有人造这种舆论。对此，陈云说，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搞两种货币，否则势必扰乱金融秩序，“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如果一定要发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到中央，而且不允许在内地流通。后来，主张搞特区货币的同志觉得如果发行权在中央，又不能在内地流通，再搞意义就不大了，故撤回了原来的要求。

　　陈云十分注意在对外开放中保护民族产品和积攒外汇的问题。1982年春天，他看到一个材料，说在中国内地生产的美国耐克鞋，原本要求全部返销，但不知为什么，国内市场上也出现了；可口可乐原本只允许在涉外饭店里销售，不知怎么搞的，一般商店和大街上也有卖的了。他要秘书给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让耐克鞋和可口可乐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今天，我们已加入世贸组织，各种牌子的鞋帽服装、饮料食品、高档化妆品都能在国内销售。那么，陈云当年的话是否说错了呢？我认为没有错。因为那些话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日常生活用的、低端的、技术含量少的国外产品，要尽可能少进口，以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并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个精神，即使今天也不能说过时。比如，美加净牙膏、回力球鞋、北冰洋汽水等，都曾经是我们自己的名牌，很受消费者欢迎。像这样的商品，就应当通过改进质量和营销手段加以保护。否则一旦被冲垮，要重新占领市场就难了。

　　对外开放离不开外汇储备，门开得越大，越要有足够的外汇。1983年，陈云听到一种反映，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太多了，与其放在国外银行，不如进口商品，回笼货币，而且已经进口了一大批家用电器。对此，他很不赞成。他说：“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100亿、150亿、200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他这个话的精神实质，我理解在于要搞好对外开放，自己必须有实力，财大才能气粗，手里钱越多，腰杆越硬，信誉度越高，人家越愿意贷款给你；相反，钱越少，借钱越难。至于外汇储备多少合适，当然要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陈云一向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工作，重视掌握先进技术，加强自制能力。早在“一五”建设初期，他就强调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设计、制造设备，“丝毫不应放松对自己设计人才的培养”，“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他要求，“凡我能自制者力求自制”，“增加自制的能力”。他指出：“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在“一五”建设末期，他致信周恩来，说要鼓励机器制造部门大胆设计，自己制造，不怕开头几次有缺点、毛病，只要取得胜利，进步会很快，“十五年后在许多重要产品方面超过英国，完全有把握”。60年代初，他集中精力抓大型氮肥厂建设，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收、消化“一五”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化肥厂技术，做到依靠自己力量，每年建成四到五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20世纪70年代末，他针对引进高潮中偏重买设备的倾向指出：“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直到80年代初，他在关于同意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谈话中，仍然不忘提醒特区要有“拳头”产品，要保护“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

　　关于对外开放问题，陈云除了把注意力放在纠正偏向上，也从正面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走出去”就是他最先提出的。那是1984年夏天，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等向他汇报工作，说有的冶金企业打算从拉美国家进口美国二手设备建新基地。他表示，开辟新基地要同老基地改建扩建进行比较，二手设备中有些跟水泥连在一起的东西不能用了，因此，可以考虑向国外要倒闭的企业投资，搞合营。接着，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我国富矿很少，如果能从国外进口或合资开采矿山，当然很好。”他还在外贸部门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同意利用美国“加勒比海发展计划”的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他的这些主张，进一步打开了人们对外开放的思路，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作“走出去”的大战略。

　　要求财经战线学习发达国家用电子计算机办公的主张，也是陈云较早提出的。1984年，他提出要亲眼看看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操作，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带着几位技术人员到陈云家里，向他现场演示。陈云通过显微镜仔细观看了集成电路，然后向在场的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他指出：“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计算机的应用非常普遍，使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有‘工厂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的说法，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对我们的电子工业，都是一场新的挑战。”他请记者转告全国财经干部：“对于电子技术，目前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要多加宣传，注意普及电子技术知识。……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繁重任务。现在，大多数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他同时强调，我国电子工业虽然进步快，但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还是大的，因此一定要赶上去。“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力量要集中。”从那之后，国家计委等财经工作部门陆续给干部配备了电脑。

　　陈云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针对不同问题，会有不同侧重点。但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的论述重点无论怎么变化，都离不开一个中心、一条红线，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以我为主、做强自己。这是他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鲜明地提出发展与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思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结合的思想，对外开放中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70余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陈云经济思想正确性的又一次验证。历史告诉我们，真理是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也是一定能够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

　　作者：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