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国家财经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的指示，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开拓和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中共中央审定的陈云墓地碑文，确定了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的历史地位。本文概要论述陈云在新中国40余年财经工作中的主要历史性贡献。

　　一、领导中财委，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经，为新中国经济的起步创造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接收的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难，失业众多。尤其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恶性通货膨胀尤如恶魔缠绕旧中国近12年。国民党政府曾采取发行、税收、公债、控制物资、限制物价、币制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手段治理都没奏效，直至财政经济总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党如果也没有能力稳定物价，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只能夺取政权，不可能巩固政权。这是共产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是严峻的考验。

　　党中央和毛泽东未雨绸缪，提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开展准备条件。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和总政策。6月根据党中央筹谋，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转换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均简称“中财委”；大政方针“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中财委是“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指挥机构” 。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党中央和政务院先后选调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出任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具有很大难度。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开支浩大；为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财政负担加重；恢复生产和交通，需要大量资金，全国正规税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入不敷出，暂时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继续兴风作浪，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5月，陈云从东北赶赴北平，参加筹组中财委。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与支持下，陈云协同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南京市委，6月在上海打赢“银元之战”，基本结束旧中国货币流通市场长期混乱的局面，为整饬恶性通货膨胀创造先决条件。此后，资本家的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聚集于粮食和纱布市场。陈云指挥刚成立的中财委，集中力量统筹调拨全国物资，掌控市场主要商品特别是粮食与纱布的供应，利用市场吞吐政策，狠狠打击投机商人，稳住第二次物价张势。7月陈云主持中财委召开上海财经会议，从金融、物价、财政、贸易、管理以及军事和政治等多角度，确定解决通货膨胀和财政困难的综合治理方案，大大提高了人民政府在稳定物价斗争中的主动性和计划性。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领导中财委，依照上海财经会议确定的综合治理方案，指挥全国财经干部，通过调运物资，保障供给；发行公债，紧缩银根；集中抛售，控制市场；打击投机商人，维护正常秩序；适量发行，保障财政运转；努力生产，迅速恢复经济等几个方面共同发力，先后平抑两次物价涨风。陈云领导中财委，依据货币和物价运动规律，利用金融、贸易、财政、生产等经济手段，辅之于必要的行政干预，综合治理通货膨胀而成功的事实，使民族资本家叹服。1949年11月，第三次物价涨风过后，上海申新厂主荣毅仁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国民党用12年未能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共产党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解决了，成功的根本原因有三。第一，恶性通货膨胀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已发生有根本性变化。旧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因政权腐败造成的经济萧条和萎缩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积累性的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基础不改变的情况下，无法治愈是必然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在政权更替、历史变迁过程中发生的，与解放战争的继续推进，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城乡经济的全面恢复，政府对旧公职人员的社会政策，交通、水利、救灾等大量资金拨付而造成的巨大财政需求等有着密切关系。财政困难的本身就孕育着解决财政困难的前途。社会性质的变化，是陈云领导中财委得以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社会基础。第二，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执政意志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政府与社会形成旧中国从未有过的良性互动，为恶性通货膨胀的治理提供政治保障。通货膨胀的最终解决要靠社会生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推进过程中，中共中央即通过老区土改和恰当的城市接管政策，促进和推动工农业生产恢复。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领导中财委，始终把恢复生产作为首要任务；迅速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强大的国营经济体系；努力建立城乡贸易系统，恢复城乡交流，刺激生产，盘活全国经济；使党和政府得以依靠国营经济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战胜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第三，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的隐患。稳定市场物价，必须解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问题。为解决各解放区财经的分散管理，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开始部署。新中国的成立，以中央人民政府为首的地方人民政府系统的建立，为全国财经统一的实现，创造了决定性条件。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通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管理，统一全国现金管理，4月国家财政状况好转，财政收支接近平衡；5月下旬全国物价稳定，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的局面结束了。

　　在新旧社会历史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陈云领导中财委，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历史进程中，初步确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使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够把有限的财力、物质力量管好用好。经济环境的治理、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奠定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根基。

　　二、领导中财委拟订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工作方针，从容应对战费需求，稳定市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并主持拟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国工业化的起步作出开拓性贡献

　　新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刚刚稳定，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向中国人民压来，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党中央毅然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局势的突变，要求相应变化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的财经政策，以适应军需。毛泽东集中精力谋划朝鲜战局，财经工作筹谋的重任落在陈云肩上。在党中央支持下，11月中下旬，陈云领导中财委主持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国防第一，市场第二，其它第三”的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工作方针，得到中央认可 。据此，陈云领导中财委出台一系列金融、财政、外贸、物价、生产等方面的措施，有条不紊地引领国家财经工作，坚实地踏上应对抗美援朝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轨道。

　　1951年2月，根据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全党干部树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按照中央部署，陈云领导中财委，在坚持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工作方针的前提下，从城乡交流、农业增产、经济核算、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整顿财经队伍六个方面，提出拓展财经工作的思路；既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同时开始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起步准备条件。

　　陈云领导中财委谋划的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工作方针，引导全国财经工作近一年半，并取得重大成绩：1951年农业主要产粮区除江西平收外，都是丰收；棉田面积扩大，产量创我国历史最高纪录；烟叶、麻、茶、丝产量均高于1950年 。在大量支撑军费的情况下，消灭了财政赤字。 全国物价稳定，国家经济建设及文化事业的恢复与改造都有重大推进。周恩来高度评价说：“这个成绩的伟大不亚于抗美援朝，不亚于镇压反革命，不亚于土地改革。掌握财经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确实是兢兢业业的。” 1952年4、5月间，党中央根据朝鲜战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需求，提出“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此后，陈云领导中财委，全力投入国家经济建设，1952年底圆满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1953年起在坚实准备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1951年春正式启动，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到1953年7月已完成四稿；前三稿由陈云具体主持中财委编制，第四稿由国家计委编制。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时，编制工作尚未完成。

　　跨入1954年，朝鲜战争已终止；党的过渡期总路线已公布；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已确定141个；完成一五计划编制的历史条件基本成熟。1月7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明确“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云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此后，陈云全力以赴主持一五计划草案第五稿的编制工作。

　　6月30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首次提出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为中央统一对一五计划编制的认识创造了思想条件。一五计划五稿草案，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审定，提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3月21日，陈云代表党中央在开幕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大会经讨论，一致通过陈云的报告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一五计划是1953年至1980年之间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也是1979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

　　一五计划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初期的成功探索。在毛泽东、中共中央和政务院领导下，陈云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中起了主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陈云同志“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

　　三、领导中财委拟订统购统销政策，主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生活消费品的供需之间出现尖锐矛盾，特别是粮食问题成为“一五”计划建设开始时遇到的紧迫且必须解决的复杂问题。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解决办法。陈云领导中财委征求各方意见，对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形成的八种方案，慎重研究、反复比较。最后，陈云确定，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实行“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办法都不可行” 。陈云向毛泽东汇报研究结果，毛泽东赞同陈云的意见。

　　依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云先后于10月2日和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粮食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是目前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最好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历史证明，统购统销政策是党中央在新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利大于弊，效果明显。它缓和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也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保证了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外汇来源，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粮食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规定中明确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 。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排除了私营批发商的经营，使私营零售商和私营工业必须依赖于国营商业取得货源和原料，割断了农民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的直接联系，极大地抑制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削弱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听从国家计划，农民也失去了市场支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进程。

　　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就已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管理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另一条是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必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发展的。10月2日，毛泽东在听了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后，更加形象地说，我国经济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陈云领导中财委，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私营工商业，促其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巩固壮大国营经济，充分显示出国营经济的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使部分资本家自觉意识到与国家经济联合发展的必要性并行动起来。通过1950年第一次工商业调整，肃清了私营工商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确立了“面向国内，面向农村”的新中国产业发展方向，使其自觉接受了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踏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通过1952年第二次工商业调整，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协调公私关系，对私营工商业的改组和改造作出创造性的探索，引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进一步踏上国家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轨道。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会后，为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领导，国务院成立第八办公室，协助周恩来、陈云主持这项工作。此前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两个文件的实行，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步伐。

　　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切断了资产阶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使私营资本主义完全丧失独立存在的条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形式，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成为历史必然。是年秋，中央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对资改造十人小组。10月29日和11月1日，陈云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会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就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作主题发言和讲话。在此基础上1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会上，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对指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健康、有序、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高度评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陈云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为党开辟这条道路作出突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历史条件下，陈云又透彻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将要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1956年9月20日党的八大上，进一步提出“改变过去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办法，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五项措施。 同时在党内率先提出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整构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四、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参与部署和领导新中国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57年1月10日，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指挥全国经济工作。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取得巨大成就。头脑冷静，有着丰富财经工作领导经验的陈云，在巨大成绩面前，深刻地洞察到了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隐患。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目前财政和信贷都出现不平衡，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购买力与物资供应不平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不应求。陈云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同时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

　　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部分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计划指标的绝大部分都大幅度超额完成，且经济效益相当好，大大超过同一时期世界发展中国家4.8%的年均增速。 巨大的成就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也使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头脑发热。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指出的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国力论”和综合平衡思想，没有引起全党重视，甚至被有些人误认是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夏，全国出现“大跃进”运动，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地位事实上被取消。

　　当时全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建设方法上，“沿用我们党过去搞革命的老经验，依靠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陈云不顾政治压力下，坚持实事求，对不顾现实条件、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敢于直言批评。1958年9月，陈云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在12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的两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基本建设工程中存在的问题。陈云说：“现在的主要毛病是单纯图快，过分粗糙”；“主要倾向是：注意‘多快省’多，而注意‘好’不够；注意数量多，注意质量不够。我们必须做到既要求‘多快省’，又要求‘好’；既要数量，又要质量” 。

　　1958年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弊端暴露出来。毛泽东对此已有察觉，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陈云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赢得毛泽东的信任。195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两个讲话纪要，并指出：“两个文件很重要，解决了目前基本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望各地区党委、各部门党组讨论后转发到所属基层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大中型厂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党组织，依照执行”。 5月，毛泽东又委托陈云，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陈云出色完成任务。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央领导层意识到，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实践意义。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的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平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清楚的理论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又缺乏实践认识，使1959年7月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打断了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刺激出更加猛烈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陷于严重困境，人民生活面临饥馑威胁。面对严重的形势，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此前，陈云利用休养之机，已开始了大范围的各种形式的对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的调研。客观的说，陈云当时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但对经济工作应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意识很强；意识到解决目前经济困境，全党需要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党内民主生活中要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1961年9月1日，陈云在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的发言中，要求在中央讨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陈云认为，有综合平衡才有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一马当先”、“四保”（即保钢、保煤、保粮、保棉），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搞一下。单打一会打断经济上的相互间联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很重要。综合平衡与抓重点没有矛盾。在陈云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称赞：“讲得好，请陈云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 1962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发言。大会后，陈云在参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应该采取“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这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共产党员必要的修养；强调在党内要通过批评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1962年2月，陈云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针对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性措施，使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对克服经济困难有了清晰思路，受到普遍认同，并引起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刘少奇指示邓力群，选编“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印发给大家学习参考。政治局会议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酝酿重新恢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刘少奇力主陈云出任组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再次深刻论述综合平衡问题。周恩来在陈云讲话中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周恩来的对联生动精练的概括了陈云调整的总思路，也表现了他对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陈云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种错误倾向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严重损失。

　　在曲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陈云的政治生命波折起伏。陈云思想苦闷过，原因是在于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到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69年疏散到江西“蹲点”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重复阅读了《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后的部分等经典著作。这段读书生活，使陈云解除思想苦闷，增强了理论自信。他认定自己在领导财经工作中，提出的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稳中求进；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要有适当的市场机制作为补充；农村的所有制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等观点和措施，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他结合学习，认真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密切注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思想有了新的升华，形成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1972年4月，陈云再次复出、参加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率先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思想，并对我国对外经济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准备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政策思路。

　　五、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作出突出贡献

　　在邓小平领导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新道路的开辟，是在全党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思“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各种思想不断交锋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艰难不易。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作出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成功领导20世纪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

　　1976年是五五计划实施第一年，也是“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破坏极为严重的一年，国民收入下降2.7%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和1978年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由乱到治的转折时期。但由于在理论和战略指导思想上，没有新的突破，仍是力图回归比较规范的计划经济秩序，按老路走，所以重导历史上出现过的急于求成、高指标的错误，出现“新跃进”。1978年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状况进一步严重。

　　事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意识到老路子难以为继，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深刻清理，找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坚决态度，推动了经济理论界在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四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的明辨事非，促进了全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进步。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深入讨论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在经济工作思路上有新的突破，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李先念受陈云思想启发，初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促进了会议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9月5日至10月2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三个转变的经济工作战略思路：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是年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11月12日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这个意见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再次发言，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症结，他提出五点建议 ；“引起了中央重视，也使一些曾经头脑发热的同志冷静下来。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使两年来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倾向开始得到制止。”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信，提出要用二三年时间，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调整过来；中央接受陈云、李先念的建议。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7月全国人大决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担任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调整中有两大难处。一是开工的项目难于处理。陈云亲自主持解决了上海宝钢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为全党财经干部树立了深入调查研究，作出正确决策，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损失，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榜样。二是思想难于统一。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同志对中央国民经济调整决策和部署想不通，基本建设波澜起伏，按下葫芦起了瓢，规模控制不住。1979年在各类会议上，陈云反复强调，要在调整中，实现财政、物资、外汇和信贷四大平衡，“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提出“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方针；强调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的新路径。 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庆祝建国30周年讲话，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在领导国民经济调中，陈云力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腾飞获得坚实基础；二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扭转“左”的错误，确立“不折腾”的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理念。在这两个方面陈云态度都很坚决，且得到邓小平的有力支持。1980年基本建设规模仍没有控制住，地方和企业在财权扩大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确定下马的大项目，没有退够，徘徊不前。针对这种情况，11月28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严厉指出：“基本建设要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历史上有人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起推迟三年。” 在陈云坚定的态度下，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40%，22项引进工程大部分停建缓建 ，经济的硬着陆赢得调整任务的完成。

　　1980年8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结合调整，从总结经验教训和分析现实问题两个方面发力，讲了14个问题，为全党确立正确经济发展理念提供了十个方面的基本工作思路：一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是健康的发展。二是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不急于求成，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等预言。三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四是现有工业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要在此基础上改造和引进新技术。五是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粮食还是第一位的。六是“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七是改革的步子要稳，“摸着石头过河”，尤其要重视物价的稳定。八是在中央与地方财政比例的确定上，要认识到保障中央财政权威的意义，中央财政要有平衡和协调全局经济建设规模的能力。九是经济建设的任何项目，必须集体决策，吸收专家参与，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十是“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陈云所言十个方面的思路，为全党端正国民经济指导思想作出重要贡献。

　　在调整关键的1979年和1980年，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两大突破，对于全党解放思想，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第一，明确指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之家”。长期以来，党固守的发展目标是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虽然鼓舞着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但目标太高与中国实际情况有距离，由此导致多次出现经济上的“大跃进”，以求快速发展，实现目标。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不动摇的情况下，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限向后推移30年到50年，把20世纪的目标定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基本实现小康生活 。目标的切合实际，有益于避免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性和急躁冒进的心态。第二，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陈云成功领导20世纪70年代未至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这次调整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显改善了因前期经济工作方针上的错误而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引导全党认真清理和总结了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启了全党转变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进程。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具体展现了新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方略，是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发展观念，探索出的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是党在拨乱反正中，纠正经济工作“左”的方针，确立符合国情、符合经济规律科学发展观念的开端。

　　第二，对六五计划的拟订和成功实施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六五时期“是继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的成就的时期” 。从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生涯来说，一五和六五计划两个时期，也是他经济领导作用发挥比较突出的两个时期。

　　1979年，陈云就写信提醒李先念、姚依林，在经济建设中，要尽早注意保护水资源和克服城市污染两个问题。但局限当时的历史情况，陈云这一战略思想在“六五”计划中体现不够。1981年是“六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解决水资源短缺和城市污染的问题，都“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陈云还提醒，强调发展农业跟轻工业完全必要的；但没有重工业的支持，轻工业也搞不下去。重工业，比如电力、铁路、冶金，从长远来说，也要在规划中有个考虑。 陈云的这些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建设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陈云领导下，“六五”期间，在完成调整任务的同时，国民经济也开始走上一条重协调和效益的新路子。

　　在1981到1985年六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国成功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陈云1979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的思想观点为基础形成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目标模式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标志。陈云高度肯定“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同时指出：进行体制改革，推行责任制，要抓四个要点：搞平均先进定额；质量不能下降；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要统筹全局，关键是要贯彻好“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 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后，出现的盲目摆脱国家计划的新情况，陈云以“鸟”和“笼子”的关系，深刻阐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搞活微观经济的辩证关系，提醒“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这些意见对促进六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209亿元，提前突破“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达到8710亿元的水平；粮、棉、油、煤、钢等33种主要产品产量也提前两年达到“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

　　第三，对全党稳健又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探索改革开放新路子起了重要支撑和指导作用。

　　党的十二大后，陈云虽然不再分管经济工作，但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公认有着资深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丰富经验的领导人，在引导全党努力实现好十二大确定的经济战略目标中，仍发挥着具有全局影响的指导作用。为继续引导全党探索速度、效益和质量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顺利实现十二大确定的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任务，陈云反复提醒全党：经济建设“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经济就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就完不成。 从国情出发，陈云不断强化全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意识，确立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理念；“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 为了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和动力，陈云高度重视国家基础教育和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利于形成国家现代化建设可持续的人力资源；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醒全党在对外引进中，避免盲目依赖，不能丧失自主发展能力，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技术，要组织力量集中攻关，特别是要把电子工业搞上去；高度重视自然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对此要上升为国策，经常宣传，增加投资比例，列入规划，认真落实。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全面进步，陈云较早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强调要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促进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率先提出整理古籍的建议并形成中央决策，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传承。为了促进改革开放的稳定发展，陈云高度重视维护党中央权威，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 陈云的这些思想不仅在国家六五和七五两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坚决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肯定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始终关注和支持特区事业的发展；率先提出对外开放应该走出去的战略主张 。同时不断提醒全党，要注意对外开放中引发的一些消极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正确处理好利用外资与自力更生的关系。陈云稳健积极的态度，对国家对外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引导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陈云公开表态：“我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 ；并派秘书到浦东、福建和广东多处开发区大规模考察调研，以此深入了解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的特区和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并在政治上呼应邓小平，为促进全党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上认识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第四，以自己丰富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和智慧，热情支持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

　　党的十四大后，陈云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后，经济发展较快，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经济过热现象，且情况比以往复杂；不仅是发展理念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包括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投资等多个领域，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为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新的适宜调控的框架。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江泽民向陈云通报“十六条”下达后的情况后，陈云热情表示，“双手赞成十六条”；同时向江泽民建议：请中央考虑“快刀斩乱麻，重病要用重药医”，“应该把中央财力收回来”，“要防止外国把中国‘苏联化’”。 陈云的话不多，但入木三分，看得远、看得深，思维辩证。政治与经济有着紧密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未，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中国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经济体制模式，具备高度的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忧患意识十分必要。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1994年2月9日，陈云对前来住地拜年的上海党政领导同志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同时在谈话中，陈云叮嘱了三点：一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要留有余地。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三是高度评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陈云指出：全党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只要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这一席话，对于处在新老交替、国际局势严峻、国内形势复杂、开拓新局面任务极其艰巨的新中央领导集体，是莫大的支持！陈云所言三点，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具有长久指导意义。这篇置于《陈云文选》最后的语言质朴、简短深刻的陈云谈话要点，不是一篇简单的对上海党政领导人的叮嘱，它凝聚了陈云40多年领导新中国财经工作的思想精髓，是陈云对全党的嘱托和政治遗嘱，对保障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有着长久指导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中央、政务院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建立卓著功勋。胡锦涛同志说：“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领导国家财经工作中给全党同志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江泽民同志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对陈云同志这一领导魅力形成的自身素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进一步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即：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求真务实的作风，朴素的公仆情怀、勤奋的学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些在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史评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