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确保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是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经济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依据新中国的国情国力，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重要论断，其中一条重要工作方针就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贯穿于陈云领导、参与财经工作的各个阶段，成为他一直倡导和秉持的重要方针。

　　一、“稳”字当头：反对急躁冒进，力求经济稳定运行

　　陈云非常重视经济运行的稳定，他认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进而影响民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要稳中求进，就必须克服经济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在充分了解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依据国情国力，实事求是地制定经济政策，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陈云认为，“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急于求成容易走弯路，欲速则不达。因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所以他始终对急躁冒进保持高度警惕，将反对急躁冒进视为开展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在陈云看来，“我们的建设规模究竟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建设规模的大小要与国力相匹配，“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不能不顾国力和人民承受的能力，在规模上贪大，在速度上贪快。陈云反复提醒：“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陈云告诫大家，“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

　　1953年，一些地区和部门在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陈云发现问题后，在政务院连续召开两个月的会议，采取多种措施，压缩支出，扩源开流，增加收入，终使当年的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1956年，经济再次出现冒进倾向，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54.7%，远高于财政收入 5.7%的增幅。陈云要求将1957年的计划指标降下来，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说：“如果明年不退，以后总要退下来，不退也得退”，“根据实际情况，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这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

　　1958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问题。1962年2月，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充分肯定了七千人大会的意义和价值，但认为七千人大会上制定的经济目标过高，不切合实际，要进行修正。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中，他提出将 1963-1972年的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为解决困难，要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压低工业和交通指标，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大幅压缩1962年计划中的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实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转变。

　　“文革”结束后，陈云号召党内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1978年 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工作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急躁冒进的倾向，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984年底，各地区急于实现经济增长翻番计划和放权让利，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陈云认为这样高的速度很难持续，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难适应”，“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的稳步前进”。1993年，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对此，陈云提醒：“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二、搞活求“进”：消除体制性障碍， 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发展既要“稳”，也要“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些都要求经济发展具备充足的动力和活力。释放经济活力、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是稳中求进的必有之义。在陈云看来，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下推进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前者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后者的作用则是微观搞活，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保证稳中有进。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陈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在整合资源和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建设中，这一体制有利于调配资源、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但也容易发生管得太死，使经济失去活力的问题。陈云对此有清醒认识，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不能把市场统死，更不能忽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按照陈云当时的设想，要搞“大计划，小市场”，既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既是国家市场的补充，又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具体说来，一是要适当放权，除了“粮食、棉花及其他主要经济作物由国家掌握外，其他都可由农民自由经营”。二是要有更多竞争，在农产品收购上，不能“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重要物资要实行统购和计划分配，其他物资可以“自由选购”。三是将一些计划性指标作为参考指标而非强性指标。

　　基于这样的思考，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断，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标志着他在认识上对苏联发展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其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方出现了只强调市场调节而忽视国家计划、只强调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而忽视必要的国家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倾向。对此，陈云指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但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市场经济不能被忽略。1979年 3月，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经济两个部分，他清醒指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两者不会相互替代，反过来可能会相互强化，具体而言，“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981年12月，陈云将两者的关系提炼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观点随后被纳入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及年底通过的新《宪法》之中。在此基础上，1982年陈云提出了“鸟”和“笼子”关系的论断。他认为：“搞活经济是对的……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是只能让它在合适的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但计划不是僵死的框框，应结合实际，“‘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还应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进一步将计划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通过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合理约束市场的盲目和无序，推动外贸体制、特区建设等方面的改革。

　　三、稳中求进的方法策略： “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后推广

　　在陈云看来，国民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在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时就必须谨慎稳妥。早在中央苏区工作时，陈云曾两次赴福建汀州调查工人运动和《劳动法》实施状况，期间他把一家京果业店铺当作试点，探索如何更好地让工人与雇主签订双方都满意的劳动合同，试点成功之后，便在当地推广。先小范围试点，总结经验、反复比较，方案成熟后，再加以推广，这是陈云一直倡导的开展经济工作的方法策略。陈云总结：“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

　　1950年4月，陈云在政务院有关物价问题的讲话中，将这一工作方法形象地比作“摸着石头过河”，“物价上涨不好，下跌对生产亦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一年后，陈云又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汇报会上强调：“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

　　“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就是要稳，少走弯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足够的成功先例作为借鉴，因此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试点，否则必然会走弯路。在谈到试办经济特区时，陈云指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要大胆去闯，但也必须先搞试点，稳妥一点。试点可能会放缓改革的进度，不过，“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至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

　　“摸着石头过河”，还要注意阶段性和差异性。1961年，陈云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强调：“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认为，各个领域的工作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工业、财贸系统的体制改革不同于农业体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农村改革的做法。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哪些先搞，哪些后搞”，要有规划、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

　　“摸着石头过河”，也要重视总结群众经验，坚持实践出新知。总是先有实践，再有认识和规划，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陈云一贯主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对不对，还得经过群众实践的检验。1961年，陈云在上海青浦做实地调研，根据群众反映和调查结果证实：种双季稻不如早季稻，强推双季稻种植属于主观蛮干、瞎指挥。他严肃指出，“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要很好地继承、研究群众的经验”。陈云主张，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多与群众商量，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群众先把试验搞起来，先从局部突破，才能“摸”出规律。

　　作为一种生活智慧的通俗表达，“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工作方法和策略，也是对稳中求进工作方针的形象表达，蕴含了陈云敢闯敢拼的进取精神和谨慎稳妥的扎实作风。

　　四、稳中求进的总体规划：强调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陈云在长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十分注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首先指的是要有大局观，“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其次，综合平衡要注重部门、地区间的平衡，“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按比例，就平衡了”。陈云多次强调平衡问题，认为这是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目标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究竟如何平衡，比例如何确定，陈云认为要灵活处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在经济起步阶段，要“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各时期生产部门的比例大小都要因时度事，不能不分大小主次和轻重缓急、齐头并进，因而平衡只能是动态的、紧张的而非绝对平衡。但在保证重点的同时，也必须照顾一般，互相协调发展，否则重点就难以得到保证。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通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粮食之战”，很快稳定了全国的金融物价。1950年，在陈云主持下，新中国开始统一财政管理、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迅速遏制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成功实践，孕育了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平衡思想。1954年，在编制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陈云提出了“四大比例”的主张，即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后来随着经济工作的发展，陈云又总结出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四大平衡”。他认为，只要这几大关系处理好，国民经济就必然稳步发展，不会出大问题。

　　在“四大比例”中，陈云非常重视农业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就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他看来，农业问题关系到稳定的大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强调，“对粮食生产绝不能放松”，“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下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哪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对陈云来说，吃饭、穿衣是人民生活中的大事，“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大胆提出从国外进口粮食的建议；1978年，农村 1亿多人口粮食不足，陈云再次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 2000万吨粮食。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此外，陈云认为，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1962年，面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陈云认为，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也同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因此，要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上来。粉碎“四人帮”后，曾一度出现“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冒进思想，导致经济领域有些问题凸显，突出表现在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三大比例的失调上。对此，陈云和李先念两人联名致信中央，认为当时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陈云认为，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在“四大平衡”当中，陈云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最重要，尽量不要有赤字，“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财政收支要达到平衡，首先要发展经济，经济搞活了，税收就上去了；在安排支出项目时，则要量力而行，给财政留下适当结余。两者相较，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在银行信贷平衡方面，陈云特别注重控制银根，防止过多的货币贷出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实行由国家严格管控的金融市场。在物资供需平衡方面，陈云提出，首先要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先于建设，避免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其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也必须和消费品的增长相适应，过快过慢都容易出问题。在外汇收支平衡方面，陈云认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对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但借贷也要适度，要和国力、经济发展相适应，“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实质上，“四大平衡”就是在国家的集中指导下，将资金与物资即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矛盾统一起来。

　　“四大比例”涉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等四大主要产业，“四大平衡”则涉及财政、金融、物资和外汇四大主要领域，它们构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抓住了“四大比例”“四大平衡”，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脉络。因而，有效把握这几对关系，做到综合平衡，才能有力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前进。

　　五、结语

　　陈云倡导的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既谋“前进”，又要“稳妥”；既注重激活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努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严防急躁冒进，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确保更有质量、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概而言之，“前进”和“稳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两者可以等而视之。在陈云看来，稳中求进的基础在于稳定，“稳”字当头；目的在“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反对急躁冒进是“稳”字的题中之义，而搞活求“进”的关键在于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通过释放体制的动力和活力来确保一种动态的、有活力的稳定，而非固定的、僵化的稳定。“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推广和强调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是实现稳中求进的方法策略和总体规则。这四个方面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温陈云提出和倡导的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方针，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做好我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