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且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列强欺辱和战乱频仍的落后农业国，自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经过70年的接力奋斗，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化处于中等程度的工业国。这一人间奇迹，固然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但其基础无疑是5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以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为目标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奠定的。

　　搞工业化建设需要有充裕的资金、物资和技术支撑，然而旧中国缺少的恰恰是这三样东西。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考虑先实行一段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用以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待工业化所必要的资金、物资和技术人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并相应进入社会主义。然而，此后不久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发展重工业，而此时的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提议并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从1953年起连续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建设，并提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但是，要这样做并不等于资金匮乏、物资不足、技术薄弱等问题就不存在了，正相反，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面对举世罕见的困难和无比艰巨的任务，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全国财经战线主要领导人的陈云，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及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殚精竭虑，正确解决了一系列矛盾，为奠定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贡献，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在主持“一五”计划编制中始终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摆在中心位置

　　“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这一表述是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但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早在“一五”计划制定之始就明确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前后共历经五次。最早一次是1951年五六月间由周恩来牵头、陈云具体负责的试编，第四次是国家计委编制的。其余三次，即1952年6~8月、1953年1~2月、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计划草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都是由陈云主持编制的。第一次试编期间，陈云在政务院讨论重工业部方针、任务时就指出：重工业建设要争取用两三个五年计划，“做到万事不求人”。［2］所谓“做到万事不求人”，就是指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年4月，陈云在给相关大区财委（计委）、中央各工业部党组并报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中又指出：“钢铁、有色金属、汽油、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发电机、滚珠、化学等等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这些工厂，我国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2］（p.399）同年7月1日，陈云就财经五年计划草案的准备工作致信毛泽东，并附上计划方案中已印出或待印出的25本小册子的题目。其中，工业方面有12本，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材；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矿产地质勘探。［2］（pp.419~420）当时苏联答应援建的骨干工程，前后加在一起共有156项，实际施工的是150项。这些项目正是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确定的。其中，钢铁工业7项、有色金属工业13项、化学工业7项、机械加工工业24项、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电子工业10项、船舶工业4项、航空工业12项、航天工业2项、兵器工业16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后来又加上了核工业。不难看出，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必不可少的。正如陈云1955年所指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p.590）

　　在此后的经济建设中，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始终高悬在陈云的心中。改革开放后，他仍然强调：“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3］他总是告诫经济战线的同志，搞建设不要一味追求产量，尤其要反对单纯追求钢产量，一定“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3］（p.254）“美、英、德、日、苏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我们也应当这样做，“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3］（pp.212~213）

　　为把有限力量集中用于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大力推动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陈云较早认识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业落后的特点，认为要在这样的国情下开展工业化建设，如果不能集中力量，势必一事无成。

　　“一五”计划中，经济与文教建设的总支出概算是766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55%，而工业建设约占基本建设投资的60%。并且，在开始建设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频频骚扰大陆沿海地区，各方面建设无疑先要顾及国防需要。因此，财政收支计划满打满算，只能勉强做到基本平衡，稍有放松就将造成赤字和通胀。另外，“一五”时期要新建和改建大量工矿企业，要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从而大幅度增加了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粮价就会大涨，物价亦会全面上涨，不仅冲击财政预算，还会影响农产品的出口换汇，使原本用来进口设备的外汇改为进口粮食，“一五”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再者，“一五”时期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就需要新增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5年的毕业生加起来只有近28.6万人，缺口近11万人。［4］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毕业生不能统一分配，“一五”计划也要落空。

　　正是以上因素决定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不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要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就不能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陈云指出：“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5］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其他社会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为了发挥这一优越性，陈云指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简称中财委。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仍简称中财委。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31页；《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以下简称中财委）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建立了计划工作机关和计划工作制度。1952年1月，中财委制定并下发了《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对计划程序、计划系统、基层计划单位和计划的编制、送审要求等做了明确规定，从而确立了我国比较系统的计划工作制度。［6］实践说明，这一体制虽然有重视经济效益不够、反应不够灵活等缺点，陈云也曾相应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的改革设想，但总体说来，正是这一体制起到了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保障作用。所以，陈云在1957年说过：“一五”时期，“我国的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帮助设计了一百五十六项，我们自己搞了八百多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办不到的。”［6］（p.559）

　　为解决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而提出并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

　　对于“一五”计划中存在的问题，陈云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6］（pp.317~318）他还讲过：“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5］（p.237）

　　尽管“一五”计划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陈云仍然坚定地主张，做计划必须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至于几比几合适，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5］（p.242）并且，这种平衡不能是单打一的，必须是综合的。所谓综合平衡，在他看来主要是财政收支、物资供需、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信贷存放、外汇收付等反映国民经济稳定指数的重大比例关系，都必须平衡。后来，他把这种平衡理论进一步概括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他说：“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3］（p.52）他还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绝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5］（p.242）“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3］（p.29）针对计划如何才能做到综合平衡的问题，他又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从制定计划开始时就要搞综合平衡；二是要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他说：“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3］（p.211）正因为“一五”建设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各方面供求关系尽管都很紧张，但国民经济运行却总体比较平稳、顺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五”建设所评价的：那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7］

　　始终紧紧扭住对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骨干项目

　　陈云曾经说过：“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5］（p.138）“一五”计划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经济，也有文化教育；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农业；既有工业生产，也有基本建设。但重点是由694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组成的重工业，而苏联援助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其中146个在“一五”期间施工的项目，陈云从项目选择、设备订货、资金保障、布点选址、初步设计等各个环节，几乎都亲自把关或亲自过问，有的还去实地勘察，动笔撰写审查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从他1952年2月9日就恢复、改建、新建工厂的设计情况和意见一事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便不难发现，对于1950年以来我国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42个项目，他不仅一直密切关注进度，而且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6］（pp.196~197）就拿鞍钢项目来说，1952年4月，他在中财委给相关大区财委（计委）并报周恩来、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鞍钢改建能否如期完成或推迟，关系到我国的财力和建设的进度。“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完成鞍钢的改建，是我国工业化首要的步骤。”为此，他要求：除由东北自行配备者外，由各地和各工业部门抽调技术工人支援鞍钢，并限期当年5月调齐，从而确保了鞍钢改建、扩建项目的顺利完成。［2］（p.398）为了给新建工厂的设计工作做出示范，他还亲自代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审查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抚顺制铝厂等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等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工厂的作用，主要车间和设备状况，工厂职工人数，用电、用水、厂址面积的设计以及所需投资等事项。［6］（pp.195,197~198）

　　除了亲力亲为，陈云还十分注意在苏联援建项目上对有关人员给予具体指导。例如，为了满足骨干项目进口设备的外汇需要，陈云要求外贸部门把出口换汇物资的种类、数量、规模等先在国内确定，并写成公函，译成俄文，然后派人赴苏接洽，待原则敲定后，再派正式代表团前往签约，以便提高效率、节省时间。为了使进口设备的谈判更加顺利，他要求：“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器材的干部和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组成该公司的各个部（或组）”。［2］（p.347）陈云提醒参与计划编制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高度重视骨干项目的布局和选址。他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并举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选址的例子。他说，最初有的人主张设在北京，有的人主张设在石家庄、太原、西安，争论很多。后来才知道，建这样规模的汽车厂，需要有足够的电力、钢铁、木材和铁路运力，因此只能设在东北。他强调：“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5］（pp.98,132~133）

　　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牢牢抓住重点，既是陈云面对“一五”计划建设中的重重矛盾采取的工作方法，也是他一贯倡导的思想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他批评各地争上项目、要把90年代的任务提前拿到80年代来做的倾向，指出：“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只有把国家的大革命、大建设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设才有切实的保障”。［3］（pp.318~319）那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为了解决从国外引进的特大项目——宝钢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依然亲自主持调研，反复权衡利弊，并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最后终于拍板“干到底”，给财经战线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想方设法解决人才缺口问题

　　前文已经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之所以决定先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严重缺少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其中包括技术和管理人才，也包括技术工人。陈云说：“建设一个工厂，修筑一条铁路，并不像开一个手工作坊、买一匹毛驴那样容易。这是巨大复杂的工作，没有必要的技术力量，就算有了资金，也不能建成工厂和铁路。”［2］（pp.603~604）然而，当时新中国不仅缺少大企业的设计人员，而且缺少地质勘探人员，缺少指导厂房建筑和设备安装、生产运转的技术人员，以及缺少城市建设中水电、交通、市政的管理人员和铁路修筑的勘察设计人员。尤其地质勘探人员不足，导致矿藏资源不清，一时成为编制“一五”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五”初期工厂中的技师在工人中的比例仅为3%~5%，而苏联则是15%左右，这也是“一五”建设中很大的制约因素。［2］（p.399）怎么办呢？能不能等到技术力量增加了再重点发展重工业呢？陈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以地质工作为例，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系毕业生只有200多人，但他认为不能按照现有技术力量规定地质工作任务。因为“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需要“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为此，他提出：通过办学校和训练班的方法增加新的人力，大学生、高中生不够分配，也可以考虑招收初中生，训练一两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采用专业人员带徒弟的办法，大量培养干部；对地质工作人员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照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5］（pp.182~185）

　　陈云格外重视发挥现有技术力量的作用。1949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有的约30万名技术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对他们“要采取信任的态度”。［5］（pp.45~46）为了适应基本建设的需要，他提出要从现有生产部门迅速抽调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充实基建部门的设计机构、施工机构，保证骨干项目的建设。与此同时，他还不断为加快培养重点建设急需的人才出主意、想办法。他指出：“培养技术干部，应以举办短期（一年左右）专科学校为主。”［2］（p.296）针对技术力量不足和在校生不足等问题，补救的办法是“靠工厂多办技术学校和训练班”。［5］（p.241）他还主张，根据建设需要对现有高等院校的院系设置进行适当调整。例如，为了给石油勘探和采油、炼油部门培养急需人才，他建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天津大学内设一个石油学院，并将西安石油学校改为速成性质的石油干部学校，将学生规模由300人扩大至1200人。［2］（p.371）

　　为充分利用人才，陈云强调：“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他说，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大多数是财富而不是包袱，应当适当安排，充分使用。“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我们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很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的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5］（pp.337~338）针对一些干部怕资本家精明强干，搞不赢他们，让他们坐“冷板凳”的偏向，他指出：“公私合营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企业的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众，中间夹着资本家，怕什么？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糊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不但不要怕，而且应该让资本家好好工作”。［5］（pp.287~288）针对一些工人不满意仍然安排资本家在原企业当经理的想法，他指出：“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5］（pp.302,303）

　　高度重视技术力量对于工业化建设的作用是陈云一贯的思想。改革开放后，他一再呼吁发挥现有技术力量的积极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3］（p.281）针对当时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的问题，他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3］（p.312）

为早日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学习、吸收、消化和掌握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近代工业和技术力量都十分薄弱，所以，“一五”计划的骨干项目及其设备，不能不请苏联帮助设计和制造。陈云指出，在中国自己的高级技术人员未成长起来之前，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然而，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丝毫不应放松对自己设计人才的培养”，“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2］（pp.358,406）他通过苏联驻华经济顾问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凡由苏方设计的工厂，中方均可派人参加设计，进行学习。他还提出，各工业部门也应当逐步成立自己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专家带徒弟，以此培养人才。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他指出，在请苏联制造的工厂装备中，“凡我能制者力求自制”，以“增加自制的能力”。［2］（p.345）同时，为了使中方技术人员尽快掌握苏联援建工厂的管理和操作，陈云要求有关企业在工厂建成前，“必须派出由政治人员率领的技师、技工组成的三四十人至百人的实习组，在苏联实习半年或一载”，以熟悉操作过程和操作技术。［2］（p.358）他说：“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我们有勇敢战斗的精神，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掌握科学技术”。［5］（p.46）在“一五”建设即将结束和“二五”计划开始制定时，他又致信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认为：“一五”计划中新建的工厂是一种模型，以后可以仿造；只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在“二五”计划中就能大干。“这样做又省外汇，成本又低，速度比向外国订货快得多。”他提议要抓住两个关键点，一要让冶金、煤炭、电力和一切需要设备的部门的一些领导去看看我们已有的制造能力，今后除了必要的以外，不准向外国订货；二要鼓励机器制造部门大胆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不怕在开头几次制造中发生缺点和毛病，只要吸取教训，进步会很快。“只要这样，十五年后在许多重要产品方面超过英国，完全有把握”。［8］

　　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涉及进口设备的事，陈云总是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并且“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3］（pp.260,262）60年代初，为了解决粮食增产问题，陈云集中精力抓大型氮肥厂的建设。他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收、消化“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化肥厂技术，努力掌握生产合成氨成套设备的本领，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每年建成4~5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工厂。［3］（p.149）1984年4月，他在听取谷牧关于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汇报时还谈到了通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制造业的问题。他说：“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是，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他以我国发电机组通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断发展为例说明：“解放初期我们连一万千瓦的也不会造，只能搞几千千瓦的，以后搞成了一万二的、二万五的、五万的，现在是二十万的，听说三十万的也有了。这就是一步一步地进步。”［9］他还满怀深情地说道：“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10］可见，这个进步就是最初靠学习苏联的技术，以后逐步吸收、消化，最后做到完全掌握并有所发展。他以此说明，不学习先进技术不行，学习而不注重吸收、消化、掌握也不行。

　　陈云对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涉及的仅是其中几个方面。通过“一五”建设，我国基本结束了不能生产钢轨、无缝钢管、薄板和合金钢等钢材的历史，改变了有色金属工业体系残缺不全、互不配套的落后状况，制造出了载重汽车、蒸汽机车、喷气式歼击机，在电讯设备和精密仪表等行业也逐渐实现了国产化，使机械设备的自给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以上；形成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以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为中心的电站设备基地，以上海机床厂为中心的精密机床基地，以洛阳拖拉机厂为中心的农业机械基地，以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子电容器厂等为中心的高压输变电设备基地；还开始了以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项目为中心的华中、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现代工业体系。［11］这不仅为此后的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工业化建设，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显然，这一切无不凝聚着陈云的心血，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1955年3月，陈云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美、英、德、法、日本这些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少者也有近百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上百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计划国家的建设。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哪能用五年时间就能赶上它们？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赶上它们，或者赶过它们的工业水平，决不需要一百年，有几十年时间就够了。”［2］（p.607）现在，新中国刚好走过70年历程，我们在某些高端领域虽然还落后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个基础正是“一五”时期着手布局和奠定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的决议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在回顾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成就时，总要提到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事实。今天，当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并将制造业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当世界各国都在羡慕我国工业门类的齐全并争相和我们进行贸易往来、经济合作时，当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妄图阻挡我国工业化、信息化的前进步伐而显得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钦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不能不发自内心地感激当年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艰苦奋斗与奉献牺牲，不能不满怀自豪地为我们伟大祖国70年的辉煌成就而点赞。

　　在2015年召开的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12］我们今天回顾和缅怀陈云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做的贡献，就是要沿着他和老一辈革命家们开辟的道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为把我国早日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继续奋斗。　　

　　［参引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2］《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5］《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6］《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页。

　　［8］《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9］《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4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182页。

　　［12］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6月12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周进］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