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迟爱萍，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100017。

　　①如：西北农民银行券，原为晋绥区的地方货币，随着晋绥、陕甘宁等解放区的扩大和连通，成为西北大区流通的货币；北海银行券，原为渤海胶东地区货币，1948年9月济南解放，山东解放区统一，遂成为全区本位币，在冀鲁豫、苏北等邻近地区也有流通；长城银行券，流通在晋冀察边区及热河解放区；东北银行券，沈阳解放后为东北解放区的统一本位币，并在内蒙古地区流通；冀南银行券，原为晋冀鲁豫地方币，1948年春，与晋察冀连成一片，5月成立华北解放区，同时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由此，冀南币成为华北大区的主要货币（晋察冀边币按比价流通，不再发行）；中州农民银行券，中原解放区是1947年8月我军实行战略进攻时开辟的新区，最初流通的是冀南币和北海币，因挺进大别山后，距离老区太远，因此于1948年1月发行中州农民银行券；新疆地方币，在新疆地区流通；华南地区发行过南方券，等等。参见《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页内容。［摘要］1948年人民币的诞生仅仅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开始，从人民币的发行到新币在全国市场成为统一货币，还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因为旧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统一、自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局面异常复杂。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人民币尽快占领市场；在通货膨胀的治理中巩固了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本位币地位；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中进一步健全了人民币管理体制；使人民币制度在新中国创立初年得以牢固确立。这一历史进程再次证明，只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政府的管理和调控作用才可能奏效。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领域里最重要、着手最早的事情之一就是确立人民币制度。

　　一、人民币的诞生及旧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被分割成不相连的多个区域，各解放区分别拥有相对独立的银行，并各自发行本区的货币。①

　　1947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军事上需要大兵团作战，经济上需要物畅其流，财政上需要收支调剂，急需币值稳定、能够促进全面生产发展的统一货币。10月，根据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的提议，中央决定着手建立解放区的统一银行，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先在华北财办下设银行筹备处［1］，筹措工作基金。从1948年初开始，货币统一工作有计划地陆续进行。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12月1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人民币的诞生仅仅是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开始，从人民币的发行到新币在全国市场成为统一货币，还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因为旧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统一、自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异常复杂：一是货币混乱，多种货币充斥市场。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着金圆券、银圆券，还有各种外币、金银等。偏远地区甚至存在着以食盐、棉花等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现象。二是通货膨胀严重。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国统区因连年战争和经济凋敝，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支撑内战所需巨额费用，滥发货币，数额巨大，以至物价狂涨，无法控制。三是金融业畸形繁荣。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持续，与生产事业联系较少的金融业成为市场投机的中心，金融市场与商业投机相互作用，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四是外国金融资本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资银行不仅在中国吸收巨额存款，而且长期发行纸币、经营外债和股票，享受金银外汇买卖的特权。而华商银行却无力与外资银行竞争抗衡。五是官僚资本处于垄断地位。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建立金融垄断机构。到1937年已形成了以“四行二局”（“四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指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骨干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实现了对金融业的垄断控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又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除新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外，还通过接收、参股、币制改革以及行政手段，进一步强化了官僚资本在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和作用。

　　面对旧中国金融市场的复杂局面，人民币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货币绝非易事。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展开经济建设，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中共中央财经决策的参谋机构和指挥实施机构，担负着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经济事务的艰巨任务。），并选择陈云主政中财委。对于这件事，薄一波晚年在回忆中是这样评价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2］陈云以丰富的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能力和智慧，在中央和政务院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出色地完成了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这其中就包括整饬金融市场、确立人民币制度。

　　二、陈云为推进人民币尽快占领市场采取的重要措施

　　1949年，人民政府在已经解放的大城市颁布了金银只许持有、不准买卖的命令，宣布必须按照牌价收兑，但金、银、外币等的投机活动一时还难以控制，尤其上海、天津的投机势力更大。1949年4月，上海第一次物价波动就是由金、银、外币投机掀起的。

　　5月上旬，陈云从东北到中央就任。当时，中财委正在组建中，陈云凭借其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敏锐地估计到新解放区将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金圆券不打自倒”，“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第二，“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3］

　　现实情况和陈云的预料是一致的。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次日，上海军管会开始收兑金圆券，仅用4亿元人民币（指旧币，本文所说均为旧币。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新币1元兑换旧币1万元。）即兑换完毕。当时上海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实际上已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人民币难以占领市场。据中共华东财委估计，上海市面流通的人民币总额超不过20亿元，市场上大宗商品基本上是通过银元和黄金进行交易，人民币买不到整批货物，只是个喊价，实际上成为银元的辅币。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人民币的信用。许多市民习惯手中不留存人民币，领到人民币就购存商品，或干脆先买银元再买东西。因此，市面上银元价格不断上涨。

　　银元的扰乱带动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恢复和市场的繁荣，产业界和中小市民极为不满。为控制金融混乱、物价上涨的局面，中共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分别于6月4日、5日电告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使人民币尽快占领新解放区市场，以平抑物价。拟定的措施是：（1）通过报纸、座谈会及群众会公布我们对银元的态度，进行思想动员，警告投机者。（2）集中3500万银元，乘高价在黑市抛出，两三天内逐渐压低银元价格。（3）京、沪、杭、芜各大中小城市市面禁止银元流通。（4）禁令公布后，群众、军警立即全面出动，镇压银元贩子，对银元大投机家择一给以严厉的处分。（5）银元举行折实存款，并收兑银元。（6）贸易处抛售各种实物（油盐、粮煤和工业品）吸收人民币，但又适当收购工业品，使物价不致过分下跌，仍能稳步上升。［3］（p.680）

　　陈云看到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的电报后，于6月8日代中共中央起草回电，同意他们提出的办法，同时明确指出，这场斗争是不容易的，“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他在回电中提出以下新的措施，希望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研究：（1）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考虑预征若干种税款。（3）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同时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4）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5）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3］（p.679）

　　依照陈云起草的这封中央指示电，华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推进人民币占领市场采取了综合治理措施。

　　——对金融市场采取强硬的行政管理措施。6月10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用金银计价、流通与私相买卖。从此，华东区反银元斗争由管理为主转为依照暂行办法取缔为主。同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军管会命令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大楼”，逮捕并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银元黑市价格立即下跌七八百元。为配合人民政府肃清银元投机，上海民众还于当日展开拒用银元运动，商店也与人民政府合作拒收银元。同时，政府协助银元贩子转业的工作也先后展开以配合反银元的斗争。

　　——运用金融手段使银元消匿。6月11日，上海中国银行受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委托，开始收兑银元。由于政府收兑牌价接近黑市，兑换市民异常活跃，银元黑市价格暴落，物价亦趋于稳定。政府据情将收兑牌价逐渐提高，持兑者日益增多，从而使上海银元黑市在很短时间即渐趋消失。6月14日，人民银行举办折实储蓄，一般市民不必再用购买银元的方式来保值。

　　——通过商品流通手段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6月13日，上海人民政府开始在市场上抛售棉、纱、面、油等实物。这一措施一方面抑制了市场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促使人民币逐步占领市场。

　　华东区其他城市也与上海采取统一步骤，对银元黑市展开猛烈攻击，由此新区金融市场秩序稳定的局面基本形成。为巩固“战果”，根据陈云提议，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令平、津两分行自即日起先行办理与沪、宁的汇兑业务，并且通告北平、天津私营行庄与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通汇办法。新老解放区的通汇加强了人民币的流通，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币在新区的本位币地位。

　　与此同时，陈云亦部署严格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上海临近解放时，党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曾向陈云进言：上海解放后，外币要禁用禁持。［4］陈云采纳了这一意见。6月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了外汇管理办法，严禁外币流通。在打击银元的投机斗争中，为防止外币对金融市场的扰乱，8日，上海军管会再次颁发布告（即《上海市军管会为重申严禁外币在市场计价流通的布告》，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重申严禁外币在市场计价流通。

　　各地人民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规定一切外汇业务都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指定机构办理，坚决取缔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货币、垄断中国外汇的经营权，禁止一切外币在中国市场流通和私相买卖，并要求凡持有外币者，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指定机构兑换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使用时再按外汇管理办法申请批准。同时取缔和打击外币黑市交易，对违法活动采取没收或强制兑换手段，以加强外汇统一管理。

　　三、在通货膨胀的治理中巩固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本位币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区先后爆发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1949年4月、7月、10～11月连续三次；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春节前后。关于物价波动的原因，陈云在《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一文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财政形势也很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依靠进口；水利事业遭到破坏，年年受灾，以1949年最为严重；通货膨胀持续12年，物价飞涨，市场秩序混乱；解放战争胜利了，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1949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不仅如此，铁道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5］

　　事实正是如此。1949年除东北地区财政赤字较小（占支出的5.5%）以外，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65.9%。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3万亿元，增长了160多倍。这样的通货膨胀速度是解放区前所未有的。［6］1949年9月11日，中央决定在上海、武汉、北平、天津、西安同时发行500元、1000元券。11月物价即大幅上涨。1950年1月6日，政务院第14次会议批准了陈云的《发行大面额钞票计划的报告》，同意发行5000元和10000元面额的人民币，2月物价又大幅上涨。这些情况说明人民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超量发行人民币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应该指出的是，政府的支出都是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大事和好事，是政府必须做的，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性质及作用都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完全不同。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人民政府运用了综合多样的治理手段。在金融管理方面，陈云领导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款只能存放在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等。同时，严格市场管理，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上述措施使人民币在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流通中的本位币地位日益巩固。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并正式颁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明确了统一财经工作的三项内容：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一工作中的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就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此举不但避免了社会上人民币数量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量。中央人民政府实施的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为彻底治理通货膨胀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至1950年10月，新中国即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结束了困扰中国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噩梦。在全国统一财经的历史过程中，人民币亦牢固地占领了市场。

　　四、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中进一步健全人民币管理体制

　　国家在现金统一管理方面采取的首要步骤是建立金库和发行库，这是实现现金管理的必备条件。1950年初，中财委就向各大行政区部署了这项工作。2月1日，陈云同薄一波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一旬财经要事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强调，2月底以前建立国库。［7］随后，政务院发布《中央金库条例》。在政务院严格督促下，加上地方的积极配合，到5月末全国建成金库1657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国财政金库体系。［8］

　　为了有序、灵活地调拨集中在金库的现金，陈云领导中财委部署建立了发行库。1949年10月，中财委曾拟定《关于建立发行库的决定》。1950年2月，全国金融会议确定：“发行库为全国货币资金调拨之中心”，会议同时要求各地“必须普遍建立发行库，并规定统一资金调拨的制度”。［9］会后，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于4月1日执行；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制度》正式颁行。

　　建立金库制对控制通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办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用过，但由于政治腐败，无法切实执行。常常是政府要员的支付令一到，经费就从金库中提出，存入与个人有关的银行里生利。而且各机关的现金不按规定缴纳国库，致使国库空虚，只好超量发行货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库制只是徒有虚名。

　　在中财委的统一领导下，金库和发行库很快产生了控制通货的效应。这一财经举措增强了银行对社会资金的集中和调控能力，减少了货币对市场的冲击，益于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仅一个月，国家银行的存款即达货币流通量的60%。为了加强对现金的管理，4月7日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了现金使用原则，［10］并确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的现金中心、清算中心和信贷中心。这是银行工作的重大转变。

　　总之，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等措施，把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构造了一个调节货币、稳定金融、调控国民经济的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实践证明，现金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最重要的财经制度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年，市场和金融环境的迅速治理，货币制度包括其他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的迅速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政权力量，结合金融、贸易、财政、生产等经济手段成功实践的范例。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使人民币制度得到确立，原因就在于陈云领导的中财委遵循了客观经济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发挥了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同时，仍首先强调政府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然后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综上，推动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但国家干预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只有尊重经济规律，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措施方能奏效，这一真理已被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从而成为党执政的基本理念。

　　［ 参 引 文 献 ］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3］ 《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78页。

　　［4］ 《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3页。

　　［5］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6］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7］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8］ 杨希天等编著：《中国金融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6）》第6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10］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