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陈云在提出这一大方针的同时，还指出，“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①]本文，谨就陈云提出这一大方针的内涵、历史过程与深远意义，做一简要的探讨，以请教于方家。

　　一、陈云赋予“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新内涵

　　“提拔干部的大方针”主要有两个关键性的字段，即“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应该说，在党内，陈云不是第一个提“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人，“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的提出有个历史过程。陈云的贡献在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用于指导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第一，“五湖四海”内涵的历史演变。

　　“五湖四海”泛指四面八方、全国各地。五湖：我国的几大湖，一般指：洞庭湖、 鄱阳湖、 太湖、巢湖、洪泽湖；四海：古时认为中国四面环海。唐·吕岩《绝句》：“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②]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中提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③]1945年，毛泽东就党的思想建设，提出“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④]

　　陈云也曾经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使用过“五湖四海”的本意。1947年4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⑤]

　　后来，邓小平在提到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赋予“五湖四海”一词特定的含义。1975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军队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⑥]邓小平指明“搞五湖四海”的对立面是垒山头、搞小圈子，扩大了“五湖四海”的内涵。

　　随后，陈云以上述内涵为基础，赋予“五湖四海”新的内涵，将“五湖四海”一词用于党的干部工作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他指出，“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⑦]“五湖四海”在此有着特定的内涵，是陈云为了选拔真正的优秀的领导干部而提出的要求。陈云结合工作实际，就提拔干部问题，将“五湖四海”作为其提拔大方针的第一点，是对毛泽东、邓小平“五湖四海”思想的学习和发展。

　　第二，“德才兼备”内涵的历史演变。

　　“德才兼备”是党在培养、考核和任用干部时一贯重视的重大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坚持任人惟贤的路线、政策和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原则的雏形。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⑧]

　　陈云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的内涵，强调在党的干部工作中需要处理好“德”和“才”的关系。1940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在讲话提纲中指出挑选干部的标准为：“（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守纪律。”[⑨]提拔干部的原则为：“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⑩]

　　陈云在用人问题上主张德才兼备。在“德”与“才”的辩证关系上，陈云更加注重“德”，强调“以德为主”。四十年之后，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出需要提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 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⑪]

　　1981年5月，陈云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更为清晰的表达了提拔干部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的思想。陈云指出：“ 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⑫]同时，“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⑬]

　　二、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前提与过程

　　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是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干部新老交替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第一，　 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制度前提。

　　陈云是党内较早重视干部制度建设的领导人。他在提出提拔干部大方针之前，就在思考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问题。这些思考和建议成为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前提和准备。

　　首先，陈云提干部“四化” 方针之初，“制度化”就是其干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同志的回忆：“他又在那一年（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经有的同志建议，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成为了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最基本的干部工作方针。”[⑭]陈云一开始提出干部“四化”方针中包含“制度化”的内容，可见他对干部“制度化”的重视。

　　其次，陈云提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有相应的标准和制度保证。一方面，陈云指出要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强调：“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⑮]同时，陈云提出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⑯]另一方面，陈云明确指明什么样的人坚决不能提拔。1982年7月30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讲话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要着重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撤下来。”[⑰]同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还补充说：“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最后，他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⑱]同时，陈云也提出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⑲]为了吸收大量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⑳]

　　再次，陈云支持邓小平的“台阶论”，为建立第三梯队作出了贡献。陈云指出：“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21]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提出建立第三梯队的设想：“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也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和我们这些七十岁以上的人相比，年龄间隔不大。就是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年龄距离太近了。因此，要抓紧选拔五十岁上下、特别是四十岁上下的优秀干部，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邓小平随即表示赞同：“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22]这次会议正式作出建立第三梯队的决策。

　　第二，　 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过程。

　　在陈云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二大以后，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自1982年2月至1985年12月，有126.8万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理了离休手续。同时，“全国已有四十六万九千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23]

　　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就党的干部方针提出：“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24]同年2月，薄一波同志讲道，“陈云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几句话，他说：第一，一定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会制度；第二，用干部要‘五湖四海’；第三，干部要德才兼备。这几条很重要。”[25]

　　陈云提出的“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从战略高度为提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定下了基调。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是对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概括和提升。它既坚持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又反对帮派，主张就地取材。陈云在历史新时期，以其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结合当时需要成千上万提拔干部的现实情况，针对党的干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明确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在此过程中，陈云尝试性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制度建设的设想，为党的干部政策和制度建设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影响

　　陈云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大方针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干部工作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干部工作中吸收了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精华。1996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指出：“按照党的政策选拔任用好干部，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中央关于新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方针、政策和标准是明确的。各级党委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公道正派和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要把那些群众公认是执行党的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26]后来，江泽民又指出：“要拓宽选拔干部的视野、渠道和途径，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让群众参与选拔和监督干部的工作，切实改变一些地方和单位‘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不正常现象。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要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一定要体现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27]通过材料，可以看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形势下的工作实际，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领导人的理论精华。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党的干部工作上，科学总结了包括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在内的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历史经验。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该《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28]时隔不久，习近平副主席在出席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时也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的十七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中央反复要求的用人标准。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要在干部队伍中营造坚守政治品质、注重道德修养的良好氛围，大力宣传表彰德才兼优的干部，充分激活干部重德、养德的内在动力。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特别关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基层和生产一线，特别关注环境艰苦、工作困难、矛盾复杂、长期默默奉献的岗位，特别关注那些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老实人、正派人，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29]坚持“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是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核心精神。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吸收陈云在党的干部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多次强调“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陈云“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的干部思想。

　　综上所述，陈云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是党的干部思想的宝贵财富。陈云在包括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在内的实践探索过程中，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指明什么样的干部可以提拔，什么样的干部不能提拔。以此为基础，陈云提出了以“五湖四海”和“德才兼备”为核心内容的“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提拔干部的大方针”是陈云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上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后党的干部方针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