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花了半年多时间，用尽心思才搞定王实味。由于反奸和审干两权分立，康生只有反奸权，没有审干权。利用反奸权干预审干，成本高，时效差，无法在全党推广。康生的用心是把反奸的声势造大，进而夺取审干权，再利用审干权把反奸运动推向全党。

　　这三起案件各起各的作用。张案证明几乎所有地下党组织都受到“红旗党”的破坏，吴案证明敌特已大量渗入边区，王案证明现行的由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审查干部的办法不灵。

　　1943年3月20日，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反奸工作。他大肆渲染敌特渗入，形势严峻，声称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要求把审干当作1943年工作重要的一项，同反奸结合起来。[14]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采信了他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说法，不再认为现行的干部审查制度是有效的，怀疑组织部门专责审干是否有利。而且，中央组织部1941年秋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率先实行了大精简，人员减到13人，机构只保留了干部科，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15]时过境迁，精简模范引起的人手不足，也成为中央对干部审查工作另作考虑的原因之一。

　　陈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口难辩。中央组织部在保护干部和选择好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揪出“坏人”方面却显得成绩不佳。在关键时刻，陈云就像后来他在多次党内斗争中大家知道的那种情况，不幸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离开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岗位。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陈云靠边站了，一年后正式调离中央组织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第二个“四三决定”），把“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作为纠正错误思想三阶段之后的整风任务，并规定了完成时间。

　　陈云休息了，第二个“四三决定”下达了。至此，康生已排除了主要对手和限制，可以说具备了全盘掌控干部审查工作的人事条件和政策条件。但是他还有一个障碍：名份。康生是中央学委副主任和中央社会部部长，以这种身份掌控原来由中组部负责的审干，无疑是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置信的是，康生并不缺少名份，老谋深算的他早就想到这一层了，并提前做好了准备。这个名份就是“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审委）主任”。

　　关于审委，我们知道的很少。它发没发过传世的重要文件，开展过哪些活动，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成立的，史学界有不同说法，可能是1941年夏、秋，也可能是1943年4月[16]；它由谁提议成立的，由哪些人员组成，我们不清楚，只知道康生被任命为审委主任，而且知道他篡夺审干权时已有了这个身份。

　　根据现有材料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审委是根据当前任务成立的临时机构。作为委员会，它具有协调相关常设机构的职能，其成员一般来自这些常设机构。审委有审干权威，但没有自己的机关，它必须依托其他常设机构才能发挥作用。它依重哪个机构办事，通常取决于主要负责人来自哪个机构。康生担任审委主任耐人寻味。审委一方面给了他指挥审干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使他可以动用社会部的强制手段进行审干。这就是说，康生取代陈云主持审干，名义来自审委，执行程序和手段却出自社会部。

　　现在康生大权在握，手中既有反奸权，又有审干权。1943年4月1日，当第二个“四三决定”还在酝酿时，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抓人了，当月就抓了400多人。陈云创立的本来很好的干部审查制度，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风由此走上反奸和审干并举的歧途，反奸成为审干的唯一目的；借助审干，反奸成为全党的运动。康生先动用社会部的力量，以肃反方式审干，继之又搞群众性的抢救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用他的话说就是：整风必须审干，审干必须锄奸。结果，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收拾残局，替他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回顾历史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陈云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是有效的，第二，这一制度所以坚持时间不长，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党内对它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形成牢固的共识。第三，共识的形成不仅需要正面的经验，更需要经历反面的教训。

　　最后，让我们引用陈云秘书刘家栋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我们看到的是，那时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所做的结论，今天还都是对的，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或大的出入。”“抢救运动”就不同了，它带来的后遗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纠正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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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2]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页。

　　[3]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3－234页。

　　[4] 《陈云年谱》下卷，第237页。

　　[5] 师哲：《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6]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7] 刘明钢：《陈云与延安时期的审干工作》，《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8] 王珺：《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百年潮》2003年第5期。

　　[9] 邹锡明编：《中共中央机构沿革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11] 师哲：《我的一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63页。

　　[12] 刘明钢：《陈云与延安时期的审干工作》，《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13] 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页。

　　[14] 郭德宏、李玲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5]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页。

　　[16] 仲侃：《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邹锡明编：《中共中央机构沿革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