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现实基础、根本原则和思想方法的认识、探索和揭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学习、信仰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有一个学习、信仰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首先，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如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特别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明确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1］陈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学习的榜样。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阅读过许多马列书籍。在延安时期，陈云所在的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集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著，坚持了4年多，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里，他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左”的思潮的遗毒和右的思潮的滋长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陈云又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2］
其次，要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持是建立在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陈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38年4月，陈云在延安军政大学所作的题为《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报告中指出：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3］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对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等做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条就是坚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只有坚定地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地坚持以其为指导，解决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再次，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所以陈云特别强调“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1］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学习哲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和观察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2］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注意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一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把理论当作教条，轻视实践，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二是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经验主义崇尚经验，轻视理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反对经验主义。三是要反对“过时论”和“无用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有人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陈云旗帜鲜明地指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5］370
二、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信仰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解决现实基础问题——中国国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对象有其特殊性，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就只能是无的放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对此，陈云有着深刻的认识。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6］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作为作为出发点。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民主革命时期，陈云从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社会各阶级现状等诸多方面对旧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关于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占着首要的地位。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很落后，在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于阶级结构，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优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可以与他们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在革命中发挥伟大作用，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除了工农以外，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国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显然，陈云的分析是符合旧中国实际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陈云才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对党的建设和财经工作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十分注意研究和正确地把握国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经常强调我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抓住了我国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生产力水平低，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1950年6月，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又说：“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7］这里，陈云实际上指明了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国，分析了农村经济分散、零碎、一家一户的特点，从这一分析出发，提出了必须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并发展城乡经济贸易的正确主张。在《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中，陈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7］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由于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私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在旧中国我们是被剥削的农业国，新中国建立之后，必须改变进口粮食和棉花的状况。因此，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这一期间，陈云更加注意研究我国国情，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深刻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要摆在自给上面。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10亿人口、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5］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这一基本事实，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为了把理论和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而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就需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如何抓好调查研究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陈云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1947年就曾经主张，我们做工作时，“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1］1957年，他又说：“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5］到了1962年，他又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5］如果把主要力量放在制定政策而不是了解情况上，那就是本末倒置。在如何进行调查方面，陈云强调要坚持实行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坚持到人民群众中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1961年6月，陈云在上海市青蒲县小蒸人民公社整整住了15天，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性建议。陈云这种注重调查研究的精神，对于正确把握国情，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解决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如何“结合”的问题。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陈云认为，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实现这种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确立、完善作出了自己可贵的贡献。
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又与邓小平等人一起，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重新确立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自觉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
1990年1月，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5］陈云认为，“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5］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好。所以，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根本思想原则。
陈云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8］这就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到应有的高度。
既然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或者说具体地应怎样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呢?对此，陈云根据自己的体会，明确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要求。关于“不唯上”，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5］他强调，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而且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在工作中委靡不振和以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关于“不唯书”，陈云说：“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5］他曾经明确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问题是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两者不可或缺，既不能只停于实际，也不能只停于理论。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关于“只唯实”，陈云说：“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5］“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的具体化。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关键是“唯”字。所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既不能只从上级的指示或文件出发，也不能只从领袖人物的书本出发，而只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所谓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先把“实际情况”搞清楚。不首先把“实际情况”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坚持唯物辩证法，交换、比较、反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
前已述及，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果说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那么，坚持唯物辩证法，“交换、比较、反复”，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陈云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即在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始终坚持这一根本思想方法的。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期间，就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1936年陈云在列宁学校、东方大学学习、任教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在延安时期，陈云在毛泽东提议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成立学习小组，坚持了4年多。在此期间，通过学习，陈云认识到“实事求是”是贯穿在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至于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5］其实，在这“十五个字”中，前九个字作为唯物论，主要是立场和原则问题；后六个字作为辩证法，主要是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交换、比较、反复”。
所谓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在陈云看来，每个人观察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视角。比如说一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个人都看到茶杯的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对茶杯的认识就会得到比较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因此，多交换意见是避免认识片面性的有效方法。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通过交换意见，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因而，在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具体程序上，陈云首推交换这一环节，认为“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交换是带头的”。［1］
所谓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陈云．认为，如果说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那么，“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1］他还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陈云常常强调两类比较，一类是左右的比较，另一类是上下的比较(陈云有时又称之为前后的比较)。左右的比较，就是把事物与周围的其他事物进行比较。上下的比较，就是把该事物放在其历史阶段之中进行考察，并把它与其各个历史阶段中相关联的其他事物进行比较，以确定该事物的发展程度和性质。此外，陈云还提到了另一种比较，即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他指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5］比较的方法是唯物辩证地分析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就能使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下得更准确。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
所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陈云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比如调查研究，就是一种经过调查、研究等多次“反复”，最终达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方方面面的很多情况，收集到大量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这其中有“真”的、客观的，也有“伪”的、主观的。要形成客观准确的调研结论，还必须进行“反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提炼概括，反复推敲，乃至透彻认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再比如对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要使我们作出的决定比较地正确，比较地能够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也需要“反复”。反复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1］反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扬民主，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将群众零碎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整体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是多谋善断的过程。
总之，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陈云所总结的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陈云文选(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N］．人民日报，1977－09－28．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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