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98周年的日子。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在延安》，向人们介绍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的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在许多观众特别是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抗战八年，陈云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后一年主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外，其他七年都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七年，是中央组织部走向正规化的七年，也是陈云同志在政治上走向纯熟的七年。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到延安之前，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辩证法，到延安后，他学习了哲学，讲话就有辩证法了。

　　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陈云同志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因此，他的许多主张不仅对组织工作系统，而且对全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感到其中有四个主张，他即使后来不负责组织工作了，仍然不断讲，可以说一直讲到老，讲到死，讲了一辈子。这些主张有的在这部电视片中有反映，有的限于篇幅反映不多。重温他的这些主张，或许是对他98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了。

　　第一，主张重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少量工人。抗战爆发后，形势和人心大变，大量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不远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陕公、鲁艺、党校有上万学生，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旧络绎不绝地来。有人认为国统区来的人复杂，主张要拒之门外，甚至指责组织部审查不严。陈云同志则认为，来的人虽然复杂，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i]针对“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观点，他指出：“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ii]

　　陈云同志在提出广招天下士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大批接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紧迫性，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iii]

　　抢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够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党外的知识分子。陈云同志为此专门讲过一篇话，叫做《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他说：“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iv]还说：“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v]

　　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碰到如何处理新接收企中的职员问题。他批评了只重视工人而轻视职员的“左”的错误，指出：职员、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都“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vi] “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vii]

　　建国后，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主张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viii]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他针对有人认为资本家是包袱的思想说：“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ix]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重新走上中央核心领导的岗位。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并且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x]在他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做出了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专门管理科技干部。

　　1982年夏天，陈云同志看到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信，提议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今后每年拿出十二三亿元提高他们的工资，说应该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并“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xi]

　　第二，主张党在执政后一定要防止脱离群众。

　　延安时代，我们党虽然还没有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已经掌握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陈云同志认为，党掌权和不掌权，情况很不一样。不掌权时，你要找群众，而掌权以后，群众要找你。因此，党在掌权以后，特别要防止脱离群众，党的建设主要应当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他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xii]他提醒大家：“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xiii]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收到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来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叮嘱这位年轻人，并要他转告自己的表弟，“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他说：“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xiv]

　　1954年，党内出了高饶事件。陈云同志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xv]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新组建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人请示今后纪检工作如何搞，他当即回答：“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xvi]1982年，东南沿海一带走私猖獗，涉及一些党员干部。他将一份情况简报批给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xvii]

　　在1983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一次就执政党党风问题向全党敲起警钟。他在发言中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xviii]他提醒全党，对以权谋私的人如果不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xix]

　　以后，陈云同志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呼吁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xx]“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xxi]“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xxii]他说，在这类事情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xxiii]

　　第三，主张党内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延安时代，我们党还处在武装斗争的状况，因此，形势要求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在讲话中反复讲解遵守纪律、维护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经常强调党内民主的意义。他曾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xxiv]

　　什么是民主呢?陈云同志在讲到要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时说：“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xxv]怎样才能发扬民主呢?陈云同志说得最多的是要让人讲话，尤其是讲不同意见和批评的话。他说：“要让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xxvi]“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xxvii]他还提醒大家要特别警惕光讲好话的人，指出：“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xxviii]

　　后来，陈云同志虽然不再主持党的组织工作了，但他无论做什么工作，总是十分注意党内民主问题。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书记时，针对党内生活不健全的问题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xxix]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到陕西省干部会议上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也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xxx]他还说：“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xxxi]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陈云同志在中纪委一次全会上说：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这样一个在9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苏联在列宁领导时，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但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民主集中制破坏很大，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xxxii]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稿时，他针对稿子上关于“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句话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xxxiii]

　　对于发扬民主、保持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办法，陈云同志讲得最多的还是发动广大群众、干部提意见。他说：“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xxxiv]他反复提醒大家：“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xxxv]“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xxxvi]“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设立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xxxvii]

　　到了晚年，陈云同志通过总结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切感到要发扬党内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xx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