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恢复时期的经济工作,研究视点一般都集中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等事件上,论及陈云同志的历史作用,也往往是围绕这些事件铺陈,这些都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就陈云在恢复时期的贡献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有没有空白,或者至少有未被展开论述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本文所述的陈云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 正确地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经济建设第三的财政方针即是一例。

一、方针的提出

　　1950年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平抑4 次物价涨风,取得了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初战胜利后,即着手对现有工商业调整, 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各得其所,经济形势开始进入良性发展。正是从此意义讲,陈云认为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局势变得复杂起来。

　　在讨论中国是否出兵时,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意见有分歧,一些人对出兵朝鲜颇多顾虑,经济上的因素就是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较量所面临的困难,战争打起来后,国内各项工作已经敲定的盘子该怎样调整,如何根据新的特定历史条件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战略。

　　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不可避免,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再建设。下定打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也很有气魄。但是否言打就一定要打烂? 中国人民饱经战争袭扰,是否要再一次置身于全民战争状态?刚刚起步的恢复经济工作是否要停下来待战争结束后再行开始?这里边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检验着领导者的认识水平和决策水平。 

　　陈云在1950年2月全国财政会议上阐述财经工作人员的素质时,有几点主张颇具意义。第一,他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4.75亿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的工作。“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局部要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第二,在我们处在战争(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我们的封锁和轰炸而言)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第三,国家的财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虽然这段话讲在抗美援朝之前,但对新形势下的决策却不无指导。

　　“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中央既然决心抗美援朝,那么“打”就是大局,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围绕这个大局安排部署。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无法进行。但由于我们现在是领导着4亿多人口的全国性工作,眼光不能太小,战争观要同掌握全国政权以前有所区别,不能动不动就打烂坛坛罐罐。为此,准确地分析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十分重要。陈云指出时局的发展无非是3种情况,(1)邻境战争,国内平安； (2)邻境战争,国内被炸；(3)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鉴于战争的规模虽然较大,但当时还是在境外,国内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不必要像全民族抗战那样转入战时体制,故应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倘若局势是第一种情况则对我更为有利,若发展为第三种,也不矛盾,对策基本相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把基点放在"邻境战争"上，立足于保家卫国,所以陈云使用"国防第一"的概念,而没有说"战争第一"。这决非单纯的词语之别。

　　财经工作的方针应放在抗美援朝的基础上,财力、物力都要首先保证战争的胜利。然而按照"我们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的观点,经济工作也必须放在适当的位置和给以适当的处置。这就涉及到国力、财力"用得恰当"的问题了。二者都要用,相比而言,只能是抗美援朝早用、多用、先用、急用之后,经济建设迟用、少用、后用、缓用，是有主有次,不是有所偏颇，更不是顾此失彼。如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及适度发展,国家也不可能有出足以支持前线的物质基础。少用、缓用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满足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需要,满足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需要,满足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需要。除此以外,都应考虑加以削减和收缩。削减和压缩后的建设投资规模只是不像原来侧算的那么多,但仍能保持在不算太少的规模上。1951年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仍超国民党统治时期中的任何一年。陈云还特别强调,财政支出不面面俱到,从财经角度讲首先满足国防所需。从军事角度讲就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国防用项也要作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

　　以国防为第一,经济建设次之,不以战争压倒一切。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清醒的、得当的,没有以偏概全。达到这种境界,已属不易。而陈云还有更高妙之见。他在国防与经建设问插入一个中间项,即"稳定市场第二"。没有此项时,觉得犹为未可。一有此项,使人感到确实精辟。

　　"稳定市场"为什么如此重要?首先是我们己非过去的时代,不再是处于农村的、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已占有大中小城市, 全国基本上形成一个大市场,市场一乱,不光波及财政、金融,还会引起群众不满,经济意义、政治意义都不容忽视。其次,全国财政刚刚统一,经济基础尚很脆弱,物资储存亦还有限。如果敌机轰炸,随时会引起物价上涨风潮。国家手中没有物资,平抑不了物价,政治上被动,经济上受损(税收减少,收入降低,增发钞票,恶性循环),必将影响军事。所以,力争市场物价稳定"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当然,谁也不能绝对保证物价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既有生产方面的,也有需求方面的;既有时局的,还有心理的。但起根本作用的还是财政收支平衡。即便物价发生波动,总可以动而后定。在当时财政尚不充裕的情况下,陈云提出增收节支的根本原则是"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绝不允许有赤字。如此,对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陈云这种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经济建设第三的主张,为1950年11月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所接受,经中央同意,确定为抗美援朝期间财经工作的方针。这是一个把国家财经次序安排有致,分别先后,各得其所的方针。既保证抗美援朝能够胜利进行,又保证了国内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同时还积累了资金、取得了经验,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二、实施及成效

　　1."国防第一"一一财政支付了前所未有的战争经费。

　　抗美援朝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战争虽只在朝鲜半岛进行,但参战国很多。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李承晚军;另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兵器,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力最多时达120多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多时135万人。这场战争又 是一场交战双方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现代化战争,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作战飞机最多时达2400余架,舰艇300余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远不同于国内战争,其最的不同是战略物资需求量极大,武器装备质量劣势不得不以相当数量去补足。

　　本来,国家曾计划用三年或五年的时间恢复生产,然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预计将军费从1950年占预算支出的42%减少到1951年的占预算支出的30%,而将其余的70%投入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抗美援朝开始后,这一计划完全变更了。根据"国防第一"的方针,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 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三年中,国家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

　　如果说上述军费开支尚可以预想的话,那么,下述情况则完全是始料不及的。由于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朝鲜城乡就地筹措物资极为困难,依靠缴获补给也很有限,因此,志愿军出国作战只能立足于国内供应。绝大部分军需物资需从国内筹集,给后方运输带来极大压力。仅1950年10月11日至25日的两周内,前运作战物资就有弹药9200多吨、油料 5300多桶、粮食825万公斤、油盐25万公斤、各种干菜155万公斤、马料106万公斤。这还是在志愿军正式作战之前。战役打响后,各种物资消耗只会更多。前运物资任务之重,由此可见一斑。据统计,在560万吨物资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三年中, 国内为志愿军补充汽车达2.1万余辆,仅志愿军的后勤机关和部队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就由初期的不足7000人,迅速扩充到1951年10月的18万人。我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还没有哪次战争像抗美援朝这样依赖于远距离后勤补给。这种状况不仅陡增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也使经费支出大大超出国内战争。战争初期汽车驾驶员牺牲的比率比作战部队还高,汽车损失率高达40%。汽车损失大,铁路就成为更重要的生命线。到1951年秋,朝鲜战场所需车辆占到全国铁路车辆的20%。三年中,机车经常保持在240台左右,最多时达 300台以上,货车经常保持在近万辆,最多时达1.2万辆,前方抢修铁路的部队和后方铁 路运输人力经常保持在5万人左右。

　　在投资的部门安排上,还增加了军工建设投资。除战略搬迁、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一批原有兵器工厂外,还把东北地区几个民用工厂改建为坦克修理厂,把被破坏的飞机修理厂改扩建为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这些数字虽显粗略,却使人们直观地看到在三年抗美援朝中,国家财政在多大程度上充分保证了境外战争所需。

　　2."稳定市场第二"一一牵动战局与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千头万绪,何者为先。陈云敏锐地指出:“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他特别提醒说:"对于粮食,大家却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是必须提醒的。我们很多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 粮食的供应。"中财委指导粮食部门把大城市和重要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当作稳定市场物价的重点。据对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沈阳、鞍山、抚顺等14个城市和工矿区统计,如以1950年粮食销售量为100,则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两年增加1 倍以上。

　　与此同时,中财委还注意增强粮食库存力量,要求大城市最低要经常保持三个月正常销售量的粮食库存。陈云认为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100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陈云还主张在粮食供应上充分依靠合作社和零售公司,组织对消费者直接供应,消除中间剥削。1951年4月,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零售工作会议,确定10万 人口以上的城市或工矿区可以设立零售公司。据统计,到1951年底,关内各大区已有25 个城市成立零售公司,设立零售店600多处。这一年零售公司供应的粮食比1950年增加 57.7%。这样,既扶持了零售公司和合作社的发展,也加强了国营粮食商业的计划性。

　　农村的实际情况,果然如陈云所料,供求关系比较紧张的是纱布。尽管1950年秋季全国纱锭已开动92%,接近战前较高水平。但因社会经济情况好转,各城市销售量均超过预定计划, 加上志愿军入朝,军费突然增加,社会上"重物轻币"的心理又抬头,游资集中进攻棉纱。1950年12月7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要求凡公私纱厂自纺部 分的棉纱、自织的棉布及现存的棉纱、棉布,均停止在市场出售,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一收 购,再根据生产和需要情况,规定棉纱的分配、加工和销售办法,取缔投机囤积。

　　配合这项规定，对棉纱开始统购,1951年4月开征棉纱统销税,税率为6%,又增加了一笔财政收入。此外，中财委还适当增加农业税,开征契税,增加若干产品货物税和进口、出口税,对酒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等措施。增加这些税收,可增加几十亿斤小米的财政收入。这些税收大部是由农民负担的。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农村农副土特产品迅速增加。那么,农民把农副土产品销售收入能否大于增加的税收呢? 陈云认真作了分析。他指出,现在,仅猪鬓、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就占农业收入的 10%,有的地方占20%。按此比例,1950年全国产 米以2400亿斤计算,农副土产品收入就相当于240亿斤粮食。I950年农业税大概为220亿斤公粮，农民农副土产品推销后的收 入就等同于农业税数。半年来的财经工作也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转动的结果。基于此,陈云力主将城乡物资交流,摆在1951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位。通过城乡交流,将农副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工业品销下去,此举于国于民两利。195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 土产会议,发出加强推销土产的指示,各地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落实这一指示,全年共订合同和协议1万多件,总值约10亿元人民币,这委实不是个小数目。这就是陈云所说的 "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