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同志再次提起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在自己亲笔起草的一份提纲上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由此，他得出结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64]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无论哪种提法，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运行，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的：“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65]

　　对于市场与计划，也即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陈云同志还作过一个比喻，即把它们比作“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个比喻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个比喻反映陈云同志要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装回到“鸟笼”里，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而不是为了搞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其实，陈云同志所说的“笼子”，是相对于把“鸟”捏在手里不让它飞而说的，而且这个“笼子”并不象一些人望文生义理解的那样，真的像“鸟笼”那样狭小，而是恰恰相反。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个“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66]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目标，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有关于经济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这些一方面在保证着微观运行像“鸟”那样自由飞翔，另一方面不也像“笼子”那样起着限制微观运行盲目发展的作用，使之不至于失控吗？远的不讲，就拿2004年来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达到43% ，其中制造业增长75.8%，钢铁业和水泥业的增长都超过了100%；同时，信贷投放增幅过大，突破了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全年增长17%的宏观调控目标，造成煤电油运供应的全面紧张，全国20多个省份拉闸限电。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政治局及时召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切实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接着，国务院决定对全国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审核，严格控制商业营业用房特别是高档写字楼、别墅、公寓的建设，清查清理去年以来的土地审批和占用情况，整顿处理各种违法批地、非法占地行为。银监会还决定严格贷款的授权管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部分行业的贷款审批权上收至省行或总行。所有这些调控措施和清理、审核、清查、整顿、上收权限的办法，都可以理解为陈云同志所说的控制宏观经济的“笼子”。当然，用来做“笼子”的“材料”，不同经济体制下会有所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更多的是使用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的是使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经济手段。但“笼子”的实质——对微观运行进行宏观控制这一点，则无论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是相同的。

　　陈云同志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和部门都缺少横向的经济联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发倾向很严重，如果不注意宏观控制，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和难以处理的善后问题。早在1954年，陈云同志就说过：“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67]为了防止重复建设，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重要原则，即“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68]。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69] “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7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了搞活经济的政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陈云同志一方面指出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它带来的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71]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重复建设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只不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投资主体绝大多数是私人资本，发生了重复建设，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被淘汰的企业损失在老板，工人自有各项社会保险负责。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基本上还是国家和集体的企业，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全民和集体的。即使投资主体是私人，由于后面往往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资金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一旦出问题，必然使银行出现呆帐、坏帐、烂帐，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另外，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企业一旦垮台，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等等善后问题，最终还是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2004年发生的“铁本”事件，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再次说明，各经济管理部门如果不对微观经济进行严格的宏观管理，一旦形成重复建设，将会给国家和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途径和手段，陈云同志也作过许多论述。从这些论述看，当人们不大重视价值规律时，他比较强调经济手段，比如，建国初轻纺工业的原料供不应求，他提出提高皮棉与大米的比价，结果棉花大发展；而当人们任凭价值规律起作用时，他比较强调行政手段。这些手段有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再适用，比如说冻结工资、奖金、物价，实行生猪派购等等。但有一些手段即使拿到现在也是适用的，比如，他强调国家手里一定要储备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外汇；货币发行权要归中央，必要时可以紧缩银根；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要占较大比重；不要从根本上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等等。对于他们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必要时要进行国家干预。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72]二是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他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73]事实反复证明，在我们国家，只有经济手段而没有国家干预和中央权威，要想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很困难的。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的观点，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关于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的观点，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关于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的观点，等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74]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运行状态要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与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当前，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当把研究陈云经济思想与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像探寻和挖掘宝藏那样，从这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中尽可能多地汲取智慧和营养，以便使其在指导建设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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