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风格的角度，谈谈自己对陈云同志的认识。

　　风格是一个人思想作风和品格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我通过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以及后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陈云研究工作和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感到在他身上有以下一些突出的风格。

　　信念坚定，这是陈云同志第一个突出的风格。

　　陈云同志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1930年，从那时起直到1987年由于年龄原因退出，其间长达57年；他自1931年开始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直到1992年离职休养，中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外，在中央领导岗位的时间加在一起近50年，时间之长，在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另一方面，陈云同志由于坚持原则屡遭冷遇，多次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时间之长，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陈云同志于1937年底完成迎接西路军的任务回到延安后，中央即增补他为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意图，从国统区、敌占区大批招收知识分子，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在1942年底开始的审干工作，对特务渗入的情况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　　　　　　　　康生认为中组部过去的干部工作右了，指责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　织部是怎么搞的。”在他推动下，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从那时起，陈云同志先是养病，一年后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以后又任东北局委员、副书记，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才回到中央主持全国财经工作，1951年重新成为中央书记处正式成员，1956年八大时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自1958年初反“反冒进”开始，他被批评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实际上被免去了经济工作的决策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鉴于“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下，中央决定恢复财经领导小组，请陈云同志担任组长。他在部署完经济调整工作后，去南方边养病边搞调查研究。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才能较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好转，便回到北京，就这个问题向毛泽东同志直接进言。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认为这是走单干道路，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从此，陈云同志再次靠边站，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除保留中央委员的名义外，不再有任何职务。1972年林彪事件之后，陈云同志由“战备疏散地”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总　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但在1974年四届人大时，他又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考虑外贸政策那样的工作都没有了，直到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在政治生涯中不仅有起落，而且是几起几落。但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无怨言，每当遭受冷遇和不公正对待后被重新起用，都像过去的事情没有发生过那样，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一如既往地为党和国家努力工作；他对当初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没有丝毫动摇，相反越来越坚定。比如，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对于这种现象，他十分重视，在1983年准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言时，特别嘱咐我要在他的发言稿里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一个人身处逆境时能否仍然坚持党的原则，最能看出这个人的信念是否坚定。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当面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讲道：“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 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 这里说陈云同志坚持“错误勇敢”，显然是指他在反冒进中的所谓错误。事实已经证明，那时错误的并不是他。但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坚持真理也勇敢”，则是确实的。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同志在这里所说的1978年底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发言，现在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他在发言中对“两个凡是”方针采取了顶的态度，所以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在此之前的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也是顶 “两个凡是”方针的。那次会上，陈云同志不顾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事先打的招呼，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这两条意见。过去人们只知道简报组要求他按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在简报上删去他这两条意见。最近我听陈云同志子女说，那位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本人，当晚也亲自登门到陈云同志家里，劝他收回这两条意见，说否则不好登简报。陈云同志表示，这两条意见不能收回，如果你们认为不好登简报，那只有“开天窗”。陈云同志的信念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陈云同志的第二个突出的风格是求真务实。

　　陈云同志反复讲过，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让他学哲学。他利用养病时间，仔细研究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经过反复思考，得出了十五个字的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很多同志说，陈云同志一生“没犯过大错，小错也很少”。我体会，这与他不仅发现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找到了实现实事求是的办法有很大关系。

　　建国后，陈云同志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由于他尊重和深入实际，因此，看问题比较全面，对国情认识得比较清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也比较准确。1959年，毛泽东同志觉察到了“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自己还有许多问题不懂得之后，讲了一段话，印发党内文件时被删掉了。这段话是：“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这一评价确实是很中肯的。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把他骂成“左王”。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过去，当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的思想“右”时，右的其实并不是陈云同志，而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出现了“左”的偏差，因此显得他“右”了。而当一些人议论他“左”了时，“左”的其实也不是他，倒是议论他“左”的人自己的思想右了。比如，过去认为他主张单干，就此，他在1982年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 后来，社会上盛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把他划入“保守派”中。对此，他也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陈云同志的思想有时不被人们所理解，我感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通过自己总结的“十五字”方针，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往往当人们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他能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倾向时，他又开始注意新的倾向性问题了。因此，他的思想总要比别人更超前一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这是他求真务实的表现，也是他求真务实的结果。

　　陈云同志多次对我说，编辑他的文选，文章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按今天的认识去改动过去的文章，不要搞成他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收入书中，公开发表，提出其中讲到彭德怀时，后面应加上“同志”两字，而讲到康生时，后面的“同志”两字应去掉。我请示他时，他说，不能改，因为当时提出应当把彭德怀同志的骨灰放入八宝山和审查康生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看问题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只能讲到那种程度。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很可以看出他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

　　陈云同志的第三个突出的风格是作风稳健。

　　我国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无论是党的中央领导层，还是党的各级干部，乃至广大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都很迫切。1956年的冒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粉碎“四人帮”后的“洋跃进”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想大干快上，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犯急性病，很容易片面强调速度、产量、产值，而忽略客观可能性，忽略经济规律，忽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总是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尤其是粮食紧张的问题，提出要用有限的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引进国外的工业项目不能一拥而上，要循序渐进。此后，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同志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那次调整开始时，阻力也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 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 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的我害怕。 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陈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 他说：“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他在研究1979年钢铁生产指标问题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他的这段话虽然讲的是钢铁指标问题，但其中的精神，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指标问题都是适用的。

　　关于经济建设，陈云同志特别关注的是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制约长期发展的薄弱环节。他反复提醒有关方面，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一贯主张，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确定工业发展速度时，一定要按照短线平衡。1983年6月，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事先，他向我口授在会上讲话的要点，说建设一定要有重点，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势必会因小失大。“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

　　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一些同志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同志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期间，他又在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的座谈时指出：只要前10年把各方面关系理顺，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10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10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十二大之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指出：要分清前十年和后十年，要抓住这两个十年的区别。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