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在很多干部群众的心目中，历来以头脑冷静、作风稳健、办事严谨著称，似乎不大动感情。但我通过做他的秘书和主持编写《陈云年谱》，发现他既是一位冷静、稳健、严谨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负有感情，而且感情十分丰富、深沉而细腻的人。

（一）

　　陈云同志出身很苦，早在幼年便失去了父母，是舅父母把他带大的。这种贫寒的境遇，使他从小一方面养成了稳重的性格，另一方面产生了对人民群众疾苦的强烈同情。“五四”运动爆发那年，他正在读高小三年级，也加入到罢课、游行的行列中。他后来回忆那一段经历时说：“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讲演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i]就在那年，他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只身一人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的文具柜台当了一名学徒。6年后，他学徒期满，升入书店当店员。但那一年又爆发了“五卅”运动，他毅然加入到罢工行列，由于做事果敢，被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推举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在此期间，他接触到早期的共产党员，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才会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和幸福。于是，他放弃了成家立业的念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的感情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特别是长期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陈云同志原本就很稳重的性格更增添了谨慎的成分，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内心的感情，有时仍不免会流露甚至爆发出来。他在同我谈起早期革命经历时，就曾提到过他有两次大哭和一次大喊。第一次大哭，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那时，“立三路线”正处于党内统治地位，陈云同志担任江苏省委常委，上面不断发动工人搞政治罢工，要求制造革命高潮。有一次，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意见，受到严厉批判，并要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对我说，陆宗士过去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彼此之间认识，对当时组织上那样处理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于是大哭了一场。后来，在王明路线时期，陈云同志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并参加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碰到政治罢工问题。他针对上海《时事日报》社的罢工，也提出了主动复工的建议，立即得到刘少奇、张闻天的赞成。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还说过，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主动退却。因为，过去每次发动罢工，都要闹到罢工工人被资方开除为止，叫做“要把工罢到底”。关于政治罢工问题，陈云同志还同我谈起过相关的另一件事。那是1930年，时任江苏省委委员的上海法电（法国租界电力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因为没有执行立三路线下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决定而被开除了党籍。对此，陈云同志是不赞成的。1935年他到苏联后，曾向也在那里的江苏省委工运委员张祺交待，今后回国，要设法通过组织恢复徐的党籍。

　　第二次大哭，是陈云同志在1936年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去新疆迎接西路军期间。那年8月，中央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派出一部分红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堵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改向新疆方向前进。此前，我们党的这一战略计划曾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并且把援助的武器装备送到了靠近新疆的中苏边界附近。但当陈云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由莫斯科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途中，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考虑，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留蒋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牵涉到对中国共产党与张搞统一战线的怀疑，表示原先答应给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了。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因为，那时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的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又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

　　陈云同志所说的大喊，是他1933年1月由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途中。那时，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同志先走，陈云同志与博古同志同行，由上海出发，乘船经香港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乘火车至潮州，换乘火轮至粤北的大埔，与中央苏区派来接应的武装交通队会合后，由他们护送穿过福建境内的游击区，然后进入中央苏区政权管辖的地方。陈云同志对我说，他进入苏区后问接应的同志，是不是已经到了苏区？接应的同志说，已经到了。于是，他躺到地上，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因为过去长期在白区工作，一天到晚要隐蔽自己的身份，感觉实在太憋气，这回总算到了自己的地方。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陈云同志对党和革命那种炽热的感情。

（二）

　　在同陈云同志接触中，我感到他不仅有着充沛的感情，而且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的深切怀念上。我到他那里工作后，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出来的他在1977年9月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稿，其中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他是这样说的：“‘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ii]后来，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时，曾深情地说：那些同志牺牲时大部分都很年轻，还没有后代，因为如果有后代，他们在全国解放后是会来找我们的。

　　1984年的一天，陈云同志同我谈起应修人烈士的事迹。他说应修人是位作家，也是一位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原名叫应麟德，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创办了一个通讯图书馆，用这种方式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他经人介绍，也去过那个图书馆借书，而且就是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应在担任江苏省委任宣传部长时，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找到住的地方。应在楼上住，当敌人冲进去时，坠楼牺牲。陈云同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也是一位作家，当年既参加过上海通讯图书馆活动，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应比较了解，可以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并要我约他来当面谈一次。不久，楼来见了陈云同志，并很快将文章写好，经陈云同志亲自审阅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修人，不朽的一生》。[iii]

　　翁泽生烈士是台湾省人，上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的秘书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1933年，他被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引渡给了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在狱中受尽折磨，保外就医后死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叛徒，并被取消了烈士称号。粉碎“四人帮”后，其子写信申诉。在陈云、廖承志的过问下，中央有关部门复查了他的历史档案，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全国台联写出了翁泽生烈士的传记稿，送给陈云同志审阅。陈云同志看过稿子后，要我约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的儿子到他住所，亲切会见了他们，深切回忆了翁泽生烈士的事迹，勉励翁的儿子要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工作。[iv]

　　宗益寿、宗益茂兄弟是地下党员，1932年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经中央特科允许，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后来，他们因解救被捕同志而暴露了身份，转移到中央苏区，并在长征途中牺牲。“文化大革命”中，宗氏兄弟的烈士称号被取消。“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的子女写信，请陈云同志证明他们的历史。陈云同志立即写出证明材料，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还提出，要把这个材料存入他们子女的档案，抄送他们老家的县委。[v]

　　1983年夏天，中共四川仪陇县委来信，说他们县有一位叫席懋昭的人，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敌人杀害，但没有追认为烈士，从他生前的自述中看，曾在红军长征时担负过护送陈云同志出川回上海的任务，问陈云同志是否有这件事。陈云同志看过信后对我说，红军过泸定桥后，中央决定他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他在天全县的灵关殿化装成为国民党军队采办军需的商人，由在当地做小学校长的一位地下党员护送，逆着国民党的追兵，经雅安到成都、重庆。他在重庆乘船去上海，那位同志就回去了。以后，他在延安还见过那位同志，但名字忘记了。他让我给仪陇县委回信，问席是否做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如果做过，那席就是护送过他出川的那位同志。信发出一个多月不见回音，陈云同志要我直接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一下仪陇县委查询的结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回信，说经查历史档案，席在1934年到1935年确实当过灵关村（今名）小学的校长，并附上了席的情况简介，请陈云同志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同志为慎重起见，又让他们想办法找一张席的照片给他看看。当他看到照片后对我说：没有错，护送我的就是这个人。于是，他口授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席就是当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并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我把材料写好后，他在上面签了字。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陈云同志的证明材料，追认席为革命烈士，并根据他生前为党所作的重要贡献，追记大功一次。[vi]

　　在我的印象里，烈士在陈云同志的心目中始终占有很重的份量，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有很强的“烈士情节”。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我发现他总要提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到高级干部，中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1983年，中央要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他让我为他准备发言稿。在向我交待要点时，他特别提到当时一些农村党员集训要误工费的事。他说：“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vii]1989年八九政治风波期间，我已不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但从报上看到，他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时，又一次提到烈士。他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就在那次讲话中，他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viii]

　　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陈云同志时常怀念烈士的心情。那是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郑重地讲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后来，我听他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秘书说，当年陈云警卫班的两个班长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个是四川人，叫王福昌；另一个是广西人，叫李明金。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深情怀念，还表现在他对烈士子女无微不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窖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过许多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这批人中有一位是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后来我在编辑《缅怀陈云》一书中得知，陈云同志在欢送他们时，还把自己唯一一件值钱的瑞士怀表送给了他。

　　陈云同志平时不大喜欢参加庆典、集会一类的活动，尤其是步入晚年后，能不去的都不去。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来的有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陈云同志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他们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是我的老前辈，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他勉励大家要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烈士子女大部分当时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陈云同志还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会见结束时，坚持要求他们把桌上摆的糖果都装走。其中有几位过去在延安生活过的说，当年到陈伯伯家做客，他也是要我们把桌上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节”，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我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注意到，他从1983年恢复写大字直到1993年因身体原因搁笔的十年里，与纪念烈士有关的内容在他的题字题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他曾为李大钊烈士陵园，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殉难40周年，为纪念陆龙飞、吴志喜烈士，为《红岩英烈》一书，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浙江陆军监狱中牺牲的烈士，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在新疆牺牲的烈士，为赵一曼烈士殉国50周年，为邓恩铭烈士故居等题过词，还为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向警予烈士纪念碑、蔡和森烈士纪念碑、甘肃南梁革命纪念馆、郭亮烈士旧居、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王一飞传略》、《罗亦农文集》、《张浩纪念集》、《革命烈士传》、《向警予文集》、《扬贤江纪念集》等题写过馆名、碑名、书名。其中一些题字题词，是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经手办理的。在我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请求，他可以说是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