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人们囿于当时中苏关系的僵持状况，处理起来也感到十分棘手。但如果回避这个问题，或者不如实反映，对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的描述同样很难令人信服。在这个问题面前，陈云同志的方法仍然是把它放到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在《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中，当分析为什么我们党抗日战争结束前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但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打胜了解放战争第一个大战役时，他一共讲了六条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苏联的作用。他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xxviii]

　　上文提到的陈云同志1984年与参加《辽沈决战》编审工作的一位老同志的那次谈话，我也在场。当那位老同志问到对苏联红军的作用应如何写时，陈云同志回答说：“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xxix]后来，他为了会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我国“一五”建设时期担任过国务院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让我起草一个谈话稿，交待其中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xxx]此前，他在1981年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也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他还指出：“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xxxi]这些话的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水平，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受施无忘的优秀品德，对于弄清历史问题，对于恢复中国人民和前苏联人民的相互信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否认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工作方针上存在分歧，另一种意见则坚持1948年东北局决议（指194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笔者注）对这一分歧性质的过头分析。这两种意见的焦点在于，《辽沈决战》一书要不要收入《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综述》，以及这一综述中要不要引用1948年东北局决议。

　　对于上述两种意见，陈云同志都不赞成。他在给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的信中指出：“这本书前面一定要有一个综述，以便大家比较全面地了解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了解辽沈战役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对综述稿“可以作一些修改，对有不同意见的地方可以采取回避的办法。”[xxxii]他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在工作方针上确实存在过意见分歧。当时的方针是通过独占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来独占东北，而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不应用主力部队死守大城市，同暂时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硬拼，而应把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通过建立根据地，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大城市谁不想要，问题是当时要得了要不了。如果不是以后东北局在1946年召开会议，作出‘七七’决议，改变了以前的方针，结果很可能不仅大城市占不住，辽沈战役的胜利也会被推迟。”[xxxiii]关于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陈云同志同一位老同志的那次谈话中还具体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抚顺会议（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3月6日至8日在抚顺召开的有部分东北局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笔者注）之前，北满分局给东北局打过一个电报，提出东北局是否已下决心‘放弃大道，占领两厢’？如果确已下了决心，就应当迅速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到农村进行剿匪和土改。”[xxxiv]

　　但另一方面，陈云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东北局1948年决议“对东北局初期方针上的错误分析得也不够全面。比如，不能简单地说，出现错误是‘对敌人的和平阴谋抱幻想’，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危险倾向’。另外，1945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明确提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方针后，东北局在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虽然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但只有六个月就通过东北局自己的努力予以纠正了，还不能说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他主张综述中不要引用1948年东北局的决议，只引用1946年东北局的“七七”决议就行了。[xxxv]

　　关于东北局初期指导方针发生错误的原因，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主要是一些同志缺少经验，尤其是缺少丢掉根据地的经验。记得那时总政治部一个传记组的同志来信问，能否说毛泽东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给东北局电报上的一些意见是指导方针上的失误。他让我答复他们：“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们进入这个地区的时间不过几个月，敌人的兵力也有变化，因此，对东北的情况还处在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和战问题、作战方针问题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当时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上提出的一些意见，而不应当把个别意见同实际情况不符说成是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xxxvi]他对我说，那时党中央在千里之外的陕北，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关键是在东北工作的同志，要善于把中央的指示与东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对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指导方针问题的分析，为我们树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党史问题的典范。因此，这些分析尽管针对的是党史的局部问题，但对于人们认识和分析党史中的其他问题，同样具有认识论的价值。

（六）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承认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特殊作用，但同时认为，杰出人物所以能在历史上发挥这种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因此，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众而不是由个别英雄创造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陈云同志在谈论党史问题时同样时时处处予以贯彻。

　　194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言，着重谈应当如何看待个人的功劳。他说，个人功劳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xxxvii]“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xxxviii]说到这里，他还举了党史上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明党的作用大于个人的作用。他说：“长征中，五军团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100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丢掉火把照样打，把敌人抵住。被人家俘虏去，还一个一个跑回来。长征时那样苦，谁也不愿意到旁的地方去，还跟着我们。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xxxix]再一个例子是，十年内战后期，党的路线虽然错了，但老百姓仍然拥护共产党。他指出：“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xl]

　　关于后面这个例子，陈云同志在1977年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党史陈列》时，从另一个角度也讲过。他针对陈列中有关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说明词指出：“‘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xli]我理解，他反复讲这件事，目的是为了使大家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全面地评价错误路线下党的作用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克服所谓“路线错了就一切都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作用的观点，陈云同志不仅经常宣传，用于要求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而且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就拿宣传他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来说，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冠以《要讲真话，不要讲面子》的标题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他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也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来信问他当时是否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卫戍司令部旧址内现在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他要我给他们回信，说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而且要我告诉他们，他历来不赞成搞这种东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纪念室，他就没有同意，以后也不能搞。[xlii]1982年4月，有关部门将他在1949—1956年的文稿选编编完。他特别要我向编辑组转告，在文稿《后记》中一定要说明，他当年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时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笔者注）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大家在阅读这卷文稿时，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xliii]

　　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问题，是杰出人物会不会犯错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任何人，包括杰出人物，都有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区别只在于，错误的多少和大小，以及改正错误的快慢和彻底与否的不同。对于这个观点，陈云同志也是始终坚持的。他在延安时代就说过：“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xliv]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时指出：“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x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