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陈云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态度，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同样如此。我常听他讲，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搞准确，历史只有立准确，才能立得住，立得稳。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编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曾被江青用来作为攻击周恩来总理的炮弹。“伍豪”是周恩来1919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用过的别名，很少有人知道。1932年2月，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知道后，想出在报上刊登这个假启事的毒计，企图以此瓦解中国共产党的人心。那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对这一阴谋毫无所闻。但中共江苏省委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印发传单，临时中央通过在报上发表给“伍豪先生”的复信等办法，对此给予了及时揭露。中央特科也花钱请法国著名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紧急启事，说他早已停止使用“伍豪”这个名字，凡用“伍豪”之名刊登启事者均属假冒，从而间接对所谓的“伍豪启事”进行了辟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见到有人从旧报纸中翻出的“伍豪启事”，如获至宝，立即批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ii]周恩来当即给予驳斥，指出其纯系敌人伪造。但他对当年地下党进行辟谣的情况也说不很清楚，便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当年虽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因此只知道这是敌人造谣，并不清楚辟谣的具体经过，而且过去也没有把这个假启事当回事。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干预下，江青以此攻击周总理的企图未能得逞。1972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象》的报告。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他又写了一个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会后，中央就此问题发了文件，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高级干部了解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iii]但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为防止他们今后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周恩来总理于1974年做膀胱癌手术之前，还特意要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书面说明拿来，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的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昭雪，有关部门召集这些同志开座谈会，请大家回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历史。陈云同志作为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接见了这些曾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同志。那次，我随他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听到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件事，一件是说，潘汉年的案子中纪委正在平反，他相信潘汉年必将恢复名誉；另一件就是说，要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搞清楚。事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根据他的意见，联合撰写了《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并附了大量历史材料，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伍豪启事”完全出自敌人之手，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登后，即采取巧妙办法给予了揭露。

　　《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一文在撰写过程中，陈云同志经常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文章写成后，他又认真审阅了全文和全部附件，并要我按他的意思起草了一个说明，由他逐字审定。他在说明中指出：“‘伍豪启事’发生在30年代初我党处于秘密状况下的上海。过去，党内知道有这个启事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启事系敌人伪造的就更少，知道地下党曾采取措施给予公开揭露的大概只有几个人。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现在有了李一氓[iv]关于如何用巴和名义在《申报》上登出‘周少山紧要启事’的回忆，又有了原《申报》工作人员关于《申报》刊登所谓‘伍豪启事’来龙去脉的文章，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就完全搞清楚了。”[v]他还把这篇文章和附件批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指示中央有关各部和各省市委都保留一套。陈云同志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精力做这件事，我体会，一方面是趁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还在世，把这件事进一步“砸死”，做到“板上钉钉”；另一方面，也是要把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因为处于秘密状态、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而说不大清楚的一些历史情况，理理清楚。

（二）

　　1982年2、3月份，我收到中央档案馆送来的一份请陈云同志辨认的档案。从内容上看，那份档案是介绍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组织人事变动的情况。对这些内容记载如此详细、具体、明确的历史文件，过去从未发现过。但遗憾的是，它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据中央档案馆同志说，他们已请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等同志都辨认过了，都说记不得，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因此想请陈云同志再看一看，帮助回忆一下。那时，陈云同志正忙，所以，一直等到他去杭州休息时，我才拿给他看。记得那一天午饭后，我把这份档案送去请他辨认。他刚看了一会儿便说，这个很像是他的字，并要我拿给他夫人于若木同志也看看。于若木同志过去常替陈云同志抄写手稿，对他的字体很熟。她看了一会儿也说，很像是陈云同志的字。于是，陈云同志让我把档案放在那里，说他再仔细看看。下午，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vi]我听后十分兴奋，为了准确起见，把陈云同志的话先写成电话稿，第二天送他过目后，才给中央档案馆回电话。接电话的同志听后更是既惊喜又激动，不仅按照我的电话逐字作了记录，还提出要我在那份电话稿上签个字后寄给他们，以示郑重。

　　后来，陈云同志听说中央档案馆的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苏联接收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时一起接收过来的，有人因此怀疑这是他当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的稿子，不是在长征路上写成的。他对我说，他在苏联时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让中央档案馆把档案原件拿给他看。他看后说：这些纸不是好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也是用钢笔写的。这种练习本，上海话叫“帕子簿”，是从英文音译过来的名词，当年在遵义城能够买到，墨水那里也能买到。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他在遵义会议后写的，不是在莫斯科写的。出于慎重，他又要我通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了解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遵义城内是否有这样的练习本和钢笔墨水卖。他们了解后答复说，确实有得卖。

　　那么，这份档案是怎么到莫斯科的呢？据中央档案馆同志介绍，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为防备蒋介石的进攻，曾把一些历史档案送到苏联保管，因此，有可能它也被放在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里，在建国后从苏联接收档案时一起接收了回来。至于这份档案是怎么从长征路上到的延安，陈云同志回忆说，他在泸定桥会议之后离开长征队伍之前，曾把随身携带的两箱子文件留在了中央纵队。因此，这份档案很可能就是放在这两个箱子里，被人带到延安去的。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陈云年谱》，看到了陈云同志1935年10月22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中国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及遵义会议情况的记录。我把传达提纲与这份记录做了比较，发现内容有很大差别，从而进一步证实陈云同志的回忆与判断是完全准确的。

　　关于陈云同志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这个报告，也有过一个插曲。在发现报告之前，《陈云文选》编辑组从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1936年第一期上看到一篇署名“施平”的文章，专门讲述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过程，题为《英勇的西征》。由于陈云同志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用“史平”之名，在我党创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而“施平”与“史平”同音，编辑组因此判断这篇文章也是陈云同志写的，要我请示一下能否收入《陈云文选》。陈云同志看后说，他没有用过“施平”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莫斯科写过这样的文章。另外，这篇文章写到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而他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长征队伍。因此，可以肯定文章不是他写的。至于是谁写的，陈云同志说，邓发同志到莫斯科后，曾接着他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写的那篇《随军西行见闻录》，也写过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登在巴黎《救国时报》上。但署名“施平”的这篇文章，写了许多红军政治工作方面的内容，这是他和邓发同志都不熟悉而王稼祥同志比较熟悉的。因此，可以查查是否是王稼祥所写。后来，人们发现了陈云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记录，这才弄清楚，原来属名“施平”的这篇《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报告改写而成的。但改写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弄不清楚。因为，文章发表于1936年春，而王稼祥是1937年夏天才到苏联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被陈云同志确认后，有关部门把它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一书，要公开发表。胡乔木同志审稿时，对传达提纲形成时间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应当是从威信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到狗坝（今苟坝）中央负责人会议之前，具体说，就是从1935年2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因为，传达提纲中说到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常委内部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没有提到狗坝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动。他就这一判断给陈云同志写了封信，征求意见。陈云同志批示说：“同意乔木同志的考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泸定桥会议时决定派我回上海，因此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泸定桥会议时间。”[vii]至于传达对象，陈云同志说是中央纵队。但他还记得遵义会议后同张闻天同志一起到过一次三军团，[viii]是否在那里也传达过呢？由于未见文字记载，不能冒然判断。

（三）

　　《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确认和披露，使党史界受到很大鼓舞，引起人们对进一步搞清遵义会议及其相关情况的浓厚兴趣与信心。1982年底，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征委）给陈云同志送来他们搞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出了有关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否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以及董振堂同志有无参加过遵义会议，他有无参加过通道会议等史实问题。陈云同志就这些问题先是对我陆续谈了一些有关情况，然后集中两个半天的时间，由他说我记，正式起草了一份给中征委的复函。

　　陈云同志说，关于中央在遵义会议前有无设政治局常委或中央书记处的问题，要从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说起。据他回忆，六届四中全会时，政治局并没有设常委，也没有设中央书记处。1931年，共产国际考虑到王明和周恩来要分别前往苏联和中央苏区，提议由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中央负责人商议，指定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负总的责任，同张闻天、卢福坦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后来，卢福坦被捕叛变，又指定陈云参加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1933年初，临时中央鉴于上海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为此，张闻天先去，随后博古、陈云也去。1934年初，中央在瑞金召开五中全会，博古、张闻天、陈云都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那次会议仍然没有设总书记，也没有设政治局常委或中央书记处。有的历史文件或一些同志回忆中之所以出现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名称，只是一种叫法罢了。（1977年9月，陈云同志应邀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党史陈列》，谈到遵义会议时就说过：“军队指挥权归毛主席是在会上定的，可能还定了毛主席为书记处书记[ix]——笔者注）但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和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还是有的。那时，总负责人仍是博古，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中有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和陈云。

　　关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向我举过一个例子。他说，长征到遵义后，有一天，周恩来约张闻天和他在遵义会议会址那座楼里的一个房间谈话，征求他俩对会议性质的意见。占领遵义后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以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是黎平会议上决定的。但这个会究竟是一般性的中央负责人会议，还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人中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会议是否有权改变军事指挥的领导。对此，张闻天明确说应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改变领导。而陈云同志那时是担负后卫任务的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在长征队伍的最后面走，没有参加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对随中央纵队行军的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与争论也不太清楚。但是，他自从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务实精神一直有好感；对长征过湘江时的惨重损失印象深刻，对红军的被动局面也有看法；黎平会议后，他被调到中央纵队担任政委，从彭德怀、张闻天那里了解到中央领导层的争论和反五次“围剿”时的错误，所以，表示同意张闻天关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x]于是，周恩来说，那好，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中央没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周恩来不会就会议的性质征求他俩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