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胜利完成历史转折的各项任务，打开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贯彻执行并巩固发展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平反冤假错案，并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完成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工作，领导全党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任务，打开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胜利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的过程中，陈云继续发挥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国民经济的调整。

　　一，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针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和华国锋搞“新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当天，陈云就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信中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在此之前，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就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采取“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对当前经济工作提出五点意见。 １９７９年元旦，陈云对李先念请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０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１月５日，陈云又在一份材料上写下批语说：“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１月６日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至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九七九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３月２１日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他同李先念３月１４日给中央信的内容，提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四点重要意见：１、“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即“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指出：“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２、“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他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就是压低指标”。３、“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他分析了现在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状况，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４、钢产量，“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二０００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有点根据。” 一九七九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邓小平在３月２３日的会上讲话，赞成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 　中央政治局同意陈云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二，明确规定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

　　这次会后，陈云即于３月２５日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行部署。他强调：经济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他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意见。４月５日至２８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称为“新八字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引进要循序渐进，不能太急、要扩大出口，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必须确实控制人口增长、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等１２项政策措施。

　　由于贯彻执行新八字方针和１２项政策，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虚假膨胀和盲目发展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农业、轻工业发展加快，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走向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城乡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城乡商品供应有所好转，对外贸易发展较大，文教卫生事业大有进步。

　　三，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新八字方针的贯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陈云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对经济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不甚得力，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基本建设规模和开支没有压下来，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开支增长幅度太大，致使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基建、行政费用等各种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导致财政出现赤字，市场物价上涨。总之，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针对这种状况，陈云不断提出问题，发出“警报”。他提出要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划在什么杠杠上比较合适”，赞成邓小平提出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积累率。 指出：速度不要太快,百分之七到八如果有困难，百分之五到六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二十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 他就长期计划的制订问题指出：人口问题要有个规划。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事情不好办。 陈云还郑重地警告：“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为扭转被动局面，在１９８０年冬中央讨论经济工作时，陈云进一步批评“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提出调整、改革的大政方针。

　　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一九八一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时，陈云发言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基本建设投资三百二十亿元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三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 邓小平赞成陈云的意见，指出：要退够，退不够要延缓时间。这次三年能缓过气来就算不错，速度百分之五保持不住，百分之四也行。并强调调整期间权力要集中。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开幕会上讲话，就会议主要议题讲了14点意见。

　　陈云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如不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陈云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要真正清醒认识到我们是在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样的国家中进行建设。今后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如超英赶美等等。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粮食还是第一位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关于调整。陈云透辟地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这次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邓小平坚决支持陈云提出的关于调整和改革的方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指出：“（陈云同志）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

　　按照陈云、邓小平的一致意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１９８１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经过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的进一步调整，扭转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１９８２年与１９７９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五；轻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六点五，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放慢，平均年增长仅百分之一点三。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比较合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百分之七点五。城乡市场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对外贸易也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