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冲破“两个凡是”，为实现历史转折作好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陈云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两个凡是”发起强有力的冲决。

　　一、在１９７７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冲破“禁令”，带头公开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从组织路线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本来，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取得了极大成功，深得党心、民心、军心。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充分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的拥护和爱戴。１０月７日，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建议。李先念赞成叶剑英的建议，并在向邓小平通报粉碎“四人帮”胜利消息的时候，当面传递了要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意愿。可是，华国锋却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为由，迟迟拖延不决。甚至把强烈反映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是“政治上发生了动摇”。他还下了两条“禁令”：“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毫不动摇，仍按会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约定，向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 ，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勇气。陈云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小组会上发言，赞扬邓小平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说“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华国锋迫于形势，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　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赞成华国锋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过了四个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陈云在组织路线上带头否定“两个凡是”，冲破华国锋设置的障碍，对邓小平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这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了统帅，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

　　二、１９７７年９月，与邓小平否定“两个凡是”相呼应，陈云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进而又提出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又深刻、具体地阐发了前述观点，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云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邓小平相呼应，抓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机会，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思想路线高度批驳“两个凡是”，启发和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展开，召唤了１９７８年春天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并开始在经济、组织领域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１９７８年春中国思想、政治斗争的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出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成为坚持老路还是开辟新路的分水岭。陈云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样，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在经济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拨乱反正。

　　在经济领域，陈云同李先念一起，支持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对于派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陈云积极支持，同时，又提出利用外资搞建设也要注意按比例，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对于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陈云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会上发言，强调经济工作要做到五点：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农、轻、重的次序。不单建设工业省，而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他还提出要把农业搞好，应采取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必要措施；二、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三、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的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 都是切合当时中国经济实际的、非常务实的重要意见。１９７７年夏，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速度问题，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跃进”，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看了务虚会上的重要发言，觉察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分别对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陈云的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意见，对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跃进”的主张，不无制动作用。

　　在组织领域，陈云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做了许多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向李先念提出，“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陈云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的信，请求同意黄回京治疗眼疾。此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同意，黄遂被从山西接到北京治疗。 此举不仅改善了黄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为黄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１９７８年１月３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王鹤寿是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中央先将王鹤寿从外地接回北京治病，并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此后，王鹤寿即被从外地接回北京。 ４月２４日，陈云又致信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同王鹤寿一样，陈云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并说：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卷宗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陈云还就关于徐懋庸等问题致信胡耀邦，证明毛主席确曾讲过徐“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误的，但他还可教书”；徐在延安参加了毛主席组织的哲学研究会；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陈云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陈云还委托当年负责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准备适当时机为潘案平反。 此后，一直关注此事。

　　陈云同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努力，使得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而且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有力地冲决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等方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转折的实现作了充分准备。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审时度势，突破原定议程，因势利导，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起，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开始以后，陈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看到，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当前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而捂住盖子、影响这些问题解决的，正是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阻挠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位现任中央领导。

　　陈云审时度势，于１１月１２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列举六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捂住的盖子，又一次带头突破华国锋原先设定的议程，抓住了历史转折的关节点，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针对华国锋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的意见，陈云明确提出：“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来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列举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１９３７年的“七七决定”和１９４１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１９４１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这篇发言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引起强烈反响, 改变了华国锋预先设定的会议进程。东北、中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六个组，都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误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促使中央工作会议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重大遗留问题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１１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１１月２５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七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这是得到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的、团结在邓小平、陈云周围的党中央多数，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居于少数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转变的标志。

　　邓小平因出访东南亚泰、马、新三国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工作会议。１１月１４日回到北京，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按邓小平的提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突出地体现了全党对陈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贡献的肯定。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邓陈合作”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领导全党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确立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