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基于防止和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和对党变修、国变色的警惕，提出培养和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问题。他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1]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培养和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问题历史地留给了第二代领导集体。陈云对此做大量的思考。　

　　一、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问题

　　“文革”结束后，由于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破坏，影响了又红又专的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已经相当紧迫。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央、省市级主要负责干部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这样发展下去党的工作和事业将难以为继。从知识结构来看，上述干部大多数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干部，虽然革命经验丰富，但从现实和长远来看，他们却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因此，党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的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陈云严肃地指出，放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不警惕党内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措施，任其拖下去，这样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二是从现在起，按部就班地成千上万地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使他们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的后备力量，这样对我们最为有利。因此，陈云果断地指出，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与青黄不接的干部队伍状况相联系，陈云深感忧虑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担心“文革”时期造反起家的“三种人”[2]混入党内并掌握领导权。陈云认为，不能看这些人一时表现“蛮好”，一旦到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这关系到党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关系到党是否改变性质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核心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3]陈云也对“文革”时期提拔过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感触颇深，认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4]因此，陈云十分注重第三梯队建设的长远的战略意义，认为在进行清理“三种人”工作的同时，“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而不会落到‘三种人’手里，今后即使有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也就兴不起什么大的风浪。”[5]他还针对国内外对“三种人”会不会翻天的忧虑，指出，“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6]

　　陈云认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之所以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要后继有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来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由赞成、反对还是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围绕党的奋斗目标、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大局来思考干部队伍建设，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1983年6月30日，陈云又指出：“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8]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认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9]

　　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新时期紧迫的战略任务，还是陈云总结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陈云认为：“党的干部交接班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10]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11]而党内领导集体由于历史原因却出现断层的危险。这在大政方针已定的80年代初显得更为紧要。党的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进一步实现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陈云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12]陈云认为，“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13]陈云的观点和邓小平看法是一致的。邓小平认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14]

　　二、严格把握选拔中年轻干部的标准

　　陈云认为，“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15]党的干部除了必须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做合格的党员以外，还应该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要求。延安时期，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阐述了良好的党员的六条标准：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群众模范，努力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模范。[16]这实际上也是挑选党的干部的标准。陈云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二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他强调提拔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17]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根据新情况、新条件、新时代、新任务的要求，对选拔干部的“德才兼备”的标准又有新的解释和要求。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上提出：“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是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政治思想状况和业务能力如何，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力地领导好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在当前，对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强调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18]鉴于“文革”的教训，陈云也强调严格掌握政治标准。他说：“不能提拔使用林彪、‘四人帮’时期的骨干分子和那些写文章的人。过去我们考察干部，主要是看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及政治历史情况。建国三十二年了，五十岁左右、特别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不发生战争年代的历史问题，现在考察干部要着重‘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表现，从‘二月逆流’开始，到‘批林批孔’、‘批邓反右’、‘两个凡是’、‘真理标准’、‘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行动，看他是拥护，是抵制，还是反对。我们一些老干部，‘文革’前是好的，‘文革’以来，也有些老干部在对待某些问题上，‘德’的方面表现不好。考察干部要重视这些方面，总的是‘德’要注意多些。”[19]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再次强调，除了“文革”时期的“三种人”之外，还有两种人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20]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陈云还在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干部队伍的“四化”标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21]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些意见。他说：“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22]

　　关于干部队伍的年轻化，陈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提出，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下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23]邓小平也讲：“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24]

　　关于知识化和专业化，陈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许多中青年干部具有专业知识，不少人具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这是老干部无法比拟的优势。他说：“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25]陈云还强调要对能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干部特别注意，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26]

　　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即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搞家长制；要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27]陈云针对“文革”对党风的影响和改革后腐败风气的滋长，继承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标准的思想，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认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鉴于“文革”的教训，他强调党的干部要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针对改革以后党的干部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他强调党的干部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针对中青年干部犯错误问题，他强调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针对“文革”出现的“怕斗争，怕矛盾，怕得罪人”等偏向，他强调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理，不讲面子，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如，1982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党的纪律检查队伍本身的干部选好，用好。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28]针对某些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的形式主义做法，陈云强调要下马看花，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地搞调查研究。针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他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针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等问题，他强调领导干部应在端正党风中做出表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