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出关于做好经济工作、发展苏区经济的方针、政策。

　　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陈云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并贯彻实施。一、强调要根据具体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指示，银行可发放贷款支持造纸、织布等工厂、作坊恢复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为红军做斗笠、被服，既发展生产又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二、提出干部要学会做生意，要千方百计开展对外贸易（即对苏区以外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三、重视征集和节约粮食的工作。陈云在《斗争》第４５期上发表《为收集粮食而斗争》，号召“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口号下，紧急地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19]

　　张闻天在《斗争》第１１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发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对根据地经济构成和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论述。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鼓励流通的方针。第一，张闻天指出，“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应该成为千百万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要通过“种子、肥料、耕牛、耕具的解决，荒田荒地的开辟，生产队的组织，生产特别有成绩的农民的奖励”，通过组织“春耕夏耕以及秋收等运动”，“来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提高”。第二，张闻天指出，苏维埃政府的方针“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要采取扩大消费合作社、加强粮食调剂局、设立运输站等措施，“以便商品的流通”。第三，为了打破敌人对于苏区的经济封锁，张闻天主张“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此，“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此外，张闻天还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

　　（三）提倡新的领导方式，指导广大干部改进领导方法，密切党群关系。

　　为修改劳动法，陈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研过程中，陈云感到基层党和工会的干部在领导作风和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

　　１９３３年７月５日，陈云又在《斗争》上发表文章。[20]以农业工人工会巡视员召开某区农业工人工会书记长联席会和杂货工会与杀猪工会书记长联席会的情况为典型，通过剖析，指出这个巡视员“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但是，他的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领导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事情做起；缺少具体的办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陈云指出：“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还说，“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陈云还指出：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这种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怎样的呢？张闻天与陈云互相呼应，从１９３３年２月至９月，在《斗争》上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提倡“新的领导方式”，以“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和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21]张闻天具体论述了这种新领导方式。其要点是：一、应该“细心地、耐烦地去说服群众”，不能强迫命令。要“学会做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在实际上来解决群众中所发生的许多困难问题”。二、应该“正确地代表群众的意识”。党“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党犯了错误应该及时承认和改正，并“重新考虑他的政策，修改他的政策”。三、要“负责地谨慎地去领导群众”。我们党在苏区是“统治”的党，“领导政权”的党，因此，更要小心谨慎地去领导群众斗争。党的策略应“带有更多的弹性”，以便灵活运用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容纳和发挥群众最大限度的创造性。

　　陈云和张闻天从密切党群关系、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为克服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提倡和阐述的新的领导方式，其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同“左”倾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四）在反第五次“围剿”斗争中，主张支持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反对博古“左”的关门主义。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包含“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共同抗日宣言》。１９３３年９月，十九路军响应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来苏区，商谈停战反蒋抗日。博古把同十九路军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张闻天则认为这是实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通过谈判，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积极的重大影响。与博古的冷漠、轻视的态度相反，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热情接待十九路军代表，促使谈判顺利进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谈判，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潘汉年，从上海到瑞金，都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草签了这个抗日作战协定后，张闻天派他为常驻福建代表，与十九路军代表一起前往福州。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十九路军将令发动福建事变，成立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三天后，张闻天写成《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22]张闻天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严肃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抗日三条件”不仅适用于下级军官，而且适用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不仅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而且要通过同愿意抗日的军队签订协定，推进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同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作战协定作了理论说明。在军事行动上，同博古采取的“完全不配合”的策略相反，张闻天“主张积极配合”。当得知红军西调的行动方向后，张闻天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23]他认为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是当时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

　　陈云对福建事变十分关注。１２月２５日，在《苏区工人》第５期上发表《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一文，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集聚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掀起广大群众的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24]事后，陈云又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检讨福建事变中的策略。清醒地指出：“从总的方面看来，在开展福建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基本的弱点之一，就在我们不曾用一切力量把运动开展到工人群众中去。”其原因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拒绝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阻碍了党去争取群众。”其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策略思想，同张闻天是一致的。

　　三、遵义会议前后，陈云和张闻天一起，反对左倾错误领导，为实现伟大战略转变作出巨大贡献。

　　（一）遵义会议前，陈云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等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意见。

　　长征途中，在部队过了乌江到达团溪之时，亦即遵义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张闻天同陈云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陈云是政治局常委并兼五军团政委。这次谈话是遵义会议的重要酝酿。张闻天谈了反五次“围剿”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过了老山界以后同李德、博古的争论，以及到遵义将要召开的会议。陈云完全赞成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陈云后来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造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25]

　　（二）遵义会议上，陈云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

　　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总结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张执笔写成的。随后，陈云和多数与会者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陈云在会后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26]张闻天日后回忆说，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27]

　　（三）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分头传达会议精神；泸定会议，决定派陈云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随后，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

　　遵义会议后，２月上旬，在向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在鸡鸣三省地域水田寨附近，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习称总书记）。陈云作为常委之一，是赞成和支持的。２月９日，张闻天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实行“缩编”。陈云被委派组织领导这次“缩编”。全军除一军团外，其他各军团都取消师的建制。全军连干部团在内共编为１７个团。还抽调部分干部率几百人成立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境坚持斗争。陈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２月１０日，张闻天在扎西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此后，政治局原任常委陈云和新进常委毛泽东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作传达。陈云为此而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１９３５年３月５日，张闻天接到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到二、六军团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与之联系。[28]张闻天先派潘汉年前往上海，去恢复地下组织并找寻共产国际驻沪机构。后来，在夺取泸定桥的当天（５月３１日）晚上，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罗迈到白区工作。６月初，张闻天亲自同陈云谈话，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29]６月８日，陈云即在天全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悄悄离开部队，秘密前往上海。７月下旬，陈云同从香港到上海的潘汉年会面。９月上旬，陈云到达莫斯科。１０月１５日，陈云（化名史平）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陈云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30]至此，陈云完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