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和张闻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共事开始，经过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的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直至“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他们共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为张闻天的平反昭雪，为总结张闻天留下的精神财富、弘扬张闻天的思想品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陈云与张闻天并肩战斗的业绩，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值得后来者学习、继承和发扬。
一、在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的上海，陈云和张闻天在中共临时中央共同坚持斗争，并开始局部地反对“左”倾错误。
１９３１年４月，发生了顾顺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特科负责人）叛变事件。陈云协助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沪机关得以安全撤离，干部都能藏匿起来，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事后，陈云承担了重建特科的重任。他从改变特科的工作方式入手，开辟新的局面。他不仅主持特科工作，还兼任主管组织、总务的一科科长。他花了几千元钱，让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在上海各地区开了一二十个小铺子，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秘密接头。还办了一个印刷厂，作为领导特科的办事机关。他想方设法，利用社会关系，派遣人员，打入上海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法英巡捕房等敌人的要害部门，重建情报关系。这样，党中央的情报工作迅速恢复重建并更有声色地开展起来。[1]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张闻天也沉着冷静地坚持斗争。他接手掌管了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保持了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畅通。张闻天负责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很快摆脱这一事件的消极影响，到５月２５日就又继续出版了。在那样紧张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４月底到６月中旬，他接连写了两篇批判“取消派”的长文，为在理论上战胜“托陈取消派”发挥了重要作用。[2]
１９３１年９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陈云和张闻天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3]１９３２年３月中旬，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张闻天同为政治局常委。[4]他们在上海日重一日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那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北路路西有一座新盖的三层花园洋房，是党中央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通常情况下，每天早饭后，博古、张闻天、陈云、康生都到这个伪装成富商家庭的机关碰头，交换情况，商谈工作。然后，张闻天就到三楼看文件、写文章，直到晚饭后才回住所。陈云则到工厂奔走，先后指导沪西工人罢工、南洋烟草公司和时事新报馆工人的斗争。当时陈云刚接替刘少奇担任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5]
陈云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思想认识也在实践中发展变化。张闻天对陈云的工作非常支持。在他主编的《红旗周报》上，先后发表了陈云总结工人运动实际经验、改进斗争策略的两篇文章：《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怎样巩固赤色小组》。[6]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和张闻天通过他们各自的实践，在他们主管的领域，对“左”倾错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提出克服和纠正的措施。
在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中，陈云认识到“在黄色工会内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正确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万分重要的，必须一切工作向着群众。”[7]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１日，陈云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是不同的。”第二天，又在全总党团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要采取广泛的公开的路线，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去组织工人。他指明，关门主义在工会工作中的表现是把水平线提得很高，只要积极干部不要群众，建立赤色小组领导反对派，这是要打破的。我们最要注意的是，什么事都要依靠群众，经过群众去做。１０月１０日，陈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又明确提出：“必须纠正‘左’的倾向”。[8]说明这时陈云已处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逐步变化过程中了。[9]
张闻天从苏联回国接触实际斗争以后，在一些具体策略方面也有对“左”倾错误不满和反对的表示。在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当前中国工人运动“是防御性的斗争，只是在防御斗争中有采取反攻的形式”。[10]张闻天向共产国际反映了他同王明的争论，他认为应该打入黄色工会而反对退出。[11]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左”倾中央领导没有充分利用民族觉醒开展民族革命斗争，张闻天指出：“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上，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12]
在“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事实教育下，张闻天的思想也开始了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转变。
在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１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在讨论关于黄色工会工作时两次发言，与陈云的意见一致。张闻天指出，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很厉害的关门主义”，“我们没有学会抓住一切机会来提出问题，……来吸取群众到我们影响下来，我们应采取各种群众组织方式（如俱乐部、干事班等等）来团结群众”。[13]
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把“左”倾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出。他说：“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他特别强调这次提出“左”倾问题的特殊意义：“‘左’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提法，确与过去提的是不同的。”这不同之处，就在于不是一般的笼统一提，而是指出“左”倾关门主义可以而且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革命发展的“最大的障碍物”。张闻天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来批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左”倾错误，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更为突出的表现，是在他负责领导的文艺和宣传工作上。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下旬，张闻天为躲避搜捕而匿居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一个中央秘密机关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4]前一篇文章尖锐地批评文艺战线上党的“几个领导同志”的关门主义错误，突出表现在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后一篇文章对当时奉为神圣的“右倾是主要危险”的公式明确表示怀疑和不满，称之为“党八股”。对宣传鼓动工作中党八股的特征，其形式、内容、方法、方式，进行了概括和批评，有从若干局部、不少领域“打破”“左”的“传统的藩篱”的意义。
张闻天的变化和开始反对“左”倾错误的作为，同陈云的变化和作为实是异曲同工。事实同样说明：虽然这时张闻天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已处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逐步变化过程中。[15]
二、在中央苏区，陈云和张闻天一起更加自觉地批评和反对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错误。
１９３３年１月，张闻天和陈云、博古先后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陈云和张闻天均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常委。陈云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继续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１９３３年８月，中共中央成立组织局，张闻天、陈云均为成员，张任宣传部部长，陈任白区工作部部长。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报告，陈云作“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报告。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称中央书记处），陈云、张闻天同时选为常委（常委还有博古、周恩来、项英）。在中央苏区共事将近两年。开始更加自觉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批评和反对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错误，提出并坚持若干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一）批评《劳动法》中的“左”的偏向，一起修改《劳动法》。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对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照抄照搬苏联劳动法、搬用适合现代大城市的一些条文，忽视苏区所处农村环境和战争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提出过高的工资待遇要求等弱点。１９３３年４月，为落实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决议，为准备在五一节召开苏区工人代表大会，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修改劳动法起草委员会，陈云、张闻天、刘少奇是修改劳动法的主要负责人。
这时，陈云和张闻天同时发表了着重批评《劳动法》中和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的“左”的偏差的文章。[16]陈云指出：“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因此，他要求党和工会在领导经济斗争中，“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形”，“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17]
张闻天的文章指出：这个《劳动法》机械搬用大工业城市的一套，严重脱离苏区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师傅带不起徒弟，业主负担不起职工福利，实际上是“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张闻天提出，“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地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并指出：“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18]
《劳动法》经过陈云、张闻天、刘少奇等修订，删改了不适合苏区实际和要求过高的条文。修改后的《劳动法》由苏维埃中央政府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５日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