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的“孤立”、“遏制”，经济上“封锁”、“禁运”的政策，企图借此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对此，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和“禁运”政策展开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陈云在建国初期作为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称“中财委”）主任，组织和领导有关部门，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封锁”、“禁运”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势力“封锁”、“禁运”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支持了外交领域里的反“孤立”、“遏制”斗争，为新中国冲破西方势力的“孤立”、“遏制”、“封锁”，赢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做出了贡献。

一

　　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大战争中被战败，英国和法国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受到极大的削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但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发了战争横财，国力得到空前加强。高度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使美国野心勃勃，企图建立世界霸权。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尊严，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和道义影响力大大提高。战后苏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加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掌握了原子能利用方面的秘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二战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崩溃，战时美苏同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苏在战后世界安排和欧洲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国终于由盟友变成了对手。1947年3月，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惧怕和敌视，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政策，企图阻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以达到扼杀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15个西方国家在巴黎发起组织“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检查和管制他们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以便“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在经济上日子不好过”[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步步升级。1950年6月29日，美国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制法令》，规定煤油、橡胶、铜、铅等11种货品除非有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国大陆和澳门。1950年7月11日，[②]7月17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巴统”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③]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废美货驶往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持有人须一律缴还重新审查。8月，美国颁布了《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特种货物包括金属母机、非铁金属、化学药品、化学用器材、运输器材、电讯器材、航海设备16种。11月，美国商务部将对中国管制的战略物质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12年2日，美国公布了“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所有输往中国、香港和澳门的物质，不论是否是战略物质一律纳入管制。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国籍船只开往中国，而且凡是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外国商船，必须把运载的战略物资向港口管制机构申请批准，否则即予扣留。16日，美国政府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中国在美国辖区的所有公私财产。[④]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案。[⑤]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⑥]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国禁运的专门机构。[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新中国实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给恢复中的新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困难。首先，使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中断或大幅削减。中国历史上与欧洲各国及周边国家有着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西方的“禁运”，这种传统的贸易关系被大大地缩小了。中英贸易在数量上减少90%以上，中法减少了95%，中德贸易完全中断。中日贸易也处于几乎完全停顿状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战后得到了较快恢复，但受西方的“封锁”、“禁运”政策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遇到了许多困难。[⑧]其次，遭成中国市场物价波动。一方面，“禁运”使进口原料器材价格上涨。据统计：1950年底到1951年7月，上海市场上进口原料器材上涨了1—4倍。[⑨]另一方面，“禁运”使部分过去出口西方的土产品滞销。再次，给中国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财产冻结，中国在美、日的2700万美元的公私定货被扣留禁运，中国国家银行在美国的500万美元未到期汇票被冻结。中国在欧洲经日本、菲律宾运回的定货在美控海岸被扣。[⑩]

二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经济封锁，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他们的“封锁”、“禁运”政策进行斗争。中国经济上的反“封锁”、“禁运”斗争是同外交上的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孤立”、“遏制”中国的企图相辅相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为反对美国等国“孤立”、“遏制”的政策，中国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使新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并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残余势力，维护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结束了近现代100多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非常珍视自己来自不易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为此，新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把维护中国独立自主地位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49年9月，《共同纲领》把中国外交政策规定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1]

　　鉴于建国初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政府将发展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方针。另一方面，新中国也不排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同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13]美国政府以观望的态度迅速给予回应。1949年10月3日，杜鲁门指使国务院声称：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14]美国不但不承认新中国，还不断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如：策动新疆少数民族的个别封建主制造武装叛乱、唆使西藏上层搞分裂祖国的活动，还对中国港口实行“封锁、禁运”。美国更在外交上孤立新中国，曾向英、法、荷、比、印、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一致行动，拒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美国把其对华政策纳入到在远东遏制苏联的总战略中。美国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亚洲新月形防御地带来遏制中国。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不承认及遏制政策促进了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10月2日，苏联第一个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了同国民党当局“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至11月底，新中国先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还先后得到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承认并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时，中国已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有25个国家公开承认了中国。这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冲破美国西方势力的孤立、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以承认新中国为条件企图保留其在华特权。这是把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新中国所不能容许的。为实现中国的真正独立自主，《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5]并制定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据此，新中国逐步收回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北京、天津驻军用的兵营，加强海关管理，颁布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办法；停止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又无优惠协议的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的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规定外侨户籍管理办法和外国侨民旅行和申请入境、出境办法，对于无外交关系的前外国驻华外交人员作为外国侨民看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对内彻底肃清了列强在华势力和影响，新中国真正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增兵朝鲜半岛，不断扩大战争，美机还在中国边境，侦察空袭，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唇亡齿寒，也为了捍卫自身的安全，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华民族以自己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击了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也得以提升。首先，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认识到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受邀出席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其次，扩大了中国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新中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时期尽全力援助比自己更为危难的友好国家，在朝鲜停战之后迅速撤出部队，体现了新中国重信誉，讲道义的外交原则，展示了良好的大国风范。朝鲜战争结束后，新独立的亚非民族国家掀起了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这是对美国“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沉重打击，就连美国也不得不与中国开展实质性的接触，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两国间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的一种联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