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7日，陈云曾经发表过一篇《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讲话。当时，陈云奉命主持辽东分局南满根据地的工作。针对一些干部对错误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主持召开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陈云以切身体会指出，人都会犯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后来大家熟知的“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陈云提出“交换、比较、反复”，源于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不断思考。1935年遵义会议后，陈云曾到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那时，陈云就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党的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很有学问，为什么还会犯错误？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他反复思考，却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抗战爆发后，陈云在延安与毛泽东就此问题作过三次长谈。他曾告诉毛泽东，自己犯错误是由于经验较少；而毛泽东则认为，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提议陈云要学习哲学。为了找到“对头”的思想方法，陈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逐渐形成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这一方法本身是实践（交换：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认识（比较：判断事物性状后作出决策）——再实践、再认识（反复：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和修正认识）的哲学认识论的生动体现。陈云认为，即使“交换、比较、反复”三条要求都达到了，也只能是“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只要能做到这三条，基本上可以“少犯错误”和“不犯大的错误”。
掌握了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陈云在思考问题、遇事决策时，就能善于进行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就能始终保持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1951年4月4日，陈云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经济工作者容易忽视的问题时说：“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为此，他提出并强调“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1956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又多次强调：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他建议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
为什么必须讲政治？陈云认为，作为从事社会主义商业的经济工作者，不能没有政治观念；学政治，讲政治，其要旨在培养一种战略思维和大局观念。陈云常常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来谈讲政治的必要性与长期性。他说，如果不注重讲政治，就容易犯“事务主义”错误；如果不能长期坚持讲政治，就有可能“犯大错误”。对此，毛泽东1955年11月18日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中南省委书记会议时也曾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对于你们这些省委第一书记，我不担心你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干事。你们不会犯这样的缺点，我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们忙忙碌碌，陷入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事无巨细，都自己亲自去处理，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问题，没有时间想大问题。这样你们非犯错误不可，犯就犯大错误。”在这点上，陈云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为了防止“犯大错误”，陈云反复强调和倡导，在任何一个地方或部门里，都要有能摆脱日常事务、专门考虑大问题的“踱方步”者。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国家领导经济职能进行改革，陈云写信赞成“政企分开”，他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领导干部要善于“踱方步”，就是在务实的同时也要善于务虚。只有善于“踱方步”，才能既扎扎实实而又高屋建瓴地开展工作。如此，方能避免犯某些战略性或方向性的大错误。
为什么陈云总在思考“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的问题呢？
因为人总是会犯错误的，这一客观现象永远会有。正如毛泽东所说，“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既然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那么人与人的差别就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犯错误的“多少”与“大小”（或“轻重”）。陈云提出“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是因为他清醒地考虑到，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一旦犯错误，所造成的影响与普通群众不可同日而语。陈云曾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因此，凡事考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便成为他工作中自觉的要求。
还有，许多的错误，包括大错误，往往是在冒失中犯下的。这是大量事实已反复证明了的。陈云提倡并坚持力行的“稳当胜于冒失”，也正是为了力求“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受中央之命率部接收沈阳。在千头万绪的接收工作中，如果不谨慎周到，是很容易出现混乱和错误的。1948年10月28日，陈云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时说：“稳当一些，要多想一想，多请示一下。这样慢了一些，有点损失，但这比冒冒失失犯了错误哪样好？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在具体接收工作过程中，他多次强调：“遇事不忙，宁多研究请示，而迟延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让草率从事而出岔子。前者损失小，后者损失大。”在陈云看来，工作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做到高水平、高质量。如果为了贪多求快而导致错误百出，那是得不偿失的。
“稳当胜于冒失”。坚持稳当，势必就会多几分理智，多几分谨慎，从而也就少几分急躁，少几分冒失，也就会避免或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粗错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少人往往因头脑过热而作出一些有违客观实际的决策或举动，陈云却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并在关键时刻为中央提供决策和参考。他的工作方法的一个法宝就是坚持“稳当胜于冒失”，以求“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
1949年4月16日，张闻天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要学习陈云“谨慎小心、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公开评价陈云“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由此可见，实事求是、谨慎、稳当是陈云一贯的行事作风和品格，而这，与他不断思考和践行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大错误”有着本质的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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