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的主张，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走出去”战略，优化开放结构产生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部分恢复工作，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以受周恩来委托的名义，负责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那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国内也在纠正极左思潮，使对外贸易由过去苏东国家占大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头，对外技术引进也由过去主要面向苏联变成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陈云适时提出了许多新观念、新对策。例如，“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这些对策在当时是不可能实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借外债的禁忌被彻底打破。对此，陈云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同时，他大力提倡增加可靠的外汇来源，以增加还贷能力；主张在引进工作中“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试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主张，陈云十分支持：“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他还赞成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投资、搞合营的建议，并把这一设想上升为对外开放的一种战略。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 1984年8月，一份材料反映美国制定的加勒比海法案刚刚生效，其中规定对该地区输往美国的“本地产品”（产值中本地制造者不低于20%）给予12年免税进口的最优惠待遇，建议我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他看到后当即批示，表示赞成。此外，他还积极提倡劳务出口。他的这些意见对于我国后来制定“走出去”战略，并最终形成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产生了积极作用。
七、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为保障改革开放健康、持续地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陈云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第一书记，不再负责经济方面的具体工作。但他一直十分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经常给予支持和鼓励。早在1981年他就指出：“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 1984年他又指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同时，他又强调，由于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改革复杂，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熟悉，因此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
陈云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1979年陈云受命重新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在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也拿出相当精力考虑如何进一步搞活经济的问题。1982年12月，他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接着，他把搞活经济和国家计划分别比作鸟和笼子，生动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鉴于他后来表示同意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经济所作的四点概括（其中讲到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所以这里所说的计划与今天所说的宏观控制，大体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微观搞活不能离开宏观控制。
为什么改革既要态度积极又要步骤稳妥，经济既要搞活又要宏观控制呢？陈云解释说，这是为了使改革成功，使经济活而不乱。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 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没有出现大问题，即使遇到风浪也能很快平息，这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的谨慎态度和稳重主张是分不开的。就好比一匹马，既要让它跑，又不能没有缰绳；又好比一辆车，既要踩油门，又不能没有制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八、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给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或者说接班人问题。1979年3月，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说：全国解放时的领导干部都快要“告老还乡”了，因此要找1到5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不是当秘书，而是当“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在同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建议，他早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就提过了。他说：“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中央书记处于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成立，陈云在会上又指出：“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对陈云的意见，邓小平十分赞成，他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此后，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虽然有所进展，但总体上收效不大。于是，陈云利用1981年5月在杭州休息的时间，又写了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书，送给邓小平等。意见书提出，从现在起就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意见书还分析了一些老干部对选拔中青年干部缺乏紧迫感的原因，提出了选拔中青年干部和安置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的具体措施。邓小平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于是，陈云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同志开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了3天会，专门讨论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会上，陈云在讲话中特别解释了要大批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尤其是一些40岁以下的干部的道理。他指出：只提拔一两百个人不够用，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四十岁以下的人年富力强，可以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从中选出好的人。会上，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表示“双手拥护”。
为了让中青年干部尽快走上领导岗位，1980年、1982年，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和《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干部被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从那时到现在，干部年轻不仅不再成为不能提拔的理由，相反成为提拔的一个重要条件；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以及交接班的制度化，也在稳步推进。这中间，党内尽管出现过政治风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并没有因此断档；相反，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选择余地越来越大。这为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九、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为使改革向政治体制延伸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陈云历来重视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把它看成党的生命。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七千人大会时说过，“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粉碎“四人帮”后，他评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 。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讲话，认为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中说的党风，主要是指党内民主的风气。
陈云强调党内要有民主，是与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连在一起的，目的在于使领导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他嘱咐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 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又讲：“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
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风气，还应当是一种制度。早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他就针对其中关于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有权越级报告的规定说：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
陈云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对带动人民民主的扩大、深化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对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试点，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等。这些举措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其中也包含陈云生前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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