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从猿到人”最重要的作品是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掀起学习《作用》及相关著作的热潮，使“从猿到人”在中国得到深入而广泛的传播。
《作用》的中文译本
恩格斯《作用》一文完成于1876年。直到他1895年逝世，20年间该文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没有公开发表。恩格斯本来打算写一本《奴役的三种形式》，《作用》是其导言，后来他放弃了这一写作计划，《作用》被归入总题为《自然辩证法》的一束手稿之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开始于1873年，因恩格斯集中精力于《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二、三卷，曾两次中断该书的写作。在《资本论》第三卷接近完成时，恩格斯重新着手整理《自然辩证法》手稿，把已有的材料进行分类，并准备出版，但直到逝世，这一工作也没有完成。1896年，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作用》。1925年，该文作为《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在苏联出版。
在中国较早介绍和阐述这篇经典著作的是蔡和森。1925年，他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时对其主要思想进行了阐发。1928年，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陆一远译《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其中收录了《作用》，这应是国内最早的译本。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从猿到人》（哥列夫编、成嵩译）一书也收录了该文。1940年12月，《中国青年》刊载了于光远译、景琳校订的《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底作用》。1946年山西沁源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何锡麟译《社会发展史略》，1947年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翻印出版的延安版《社会发展史》，均收录了该文。
成为政治学习“标准文本”的，则是1948年9月解放社出版的于光远和曹葆华的合译本。这一版本根据1935年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出，并参考了俄文译本。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文本在各地大量出版，仅1949年，就有苏北新华书店、东北新华书店、冀东新华书店等印行，华北大学还将其作为教学参考用书。后来以解放社名义重印了一批马恩著作中译本，其中包括该文本。它后来还多次再版，至1952年已出到“修订第五版”。
《作用》的广泛传播
《作用》是在延安时期，为适应党内整风学习需要进入毛泽东的视野的。1943年12月20日，他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四天后，毛泽东让人给刘少奇送去《从猿到人》一书，并附信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即哥列夫，是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将恩格斯的《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人类进化的过程》连同自己写的题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放在一起，编辑成书。龚育之认为，“从猿到人”，“可以说是自然发展史的最后一章，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史的第一章，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并由此作为毛泽东重视学习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印证。
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作用》作为一个经典学习文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解放区、根据地的“政治大学”和新解放区的各大高校中，“从猿到人”是政治教育的重要一课。华北地区是全国较早解放的地区之一，1949年，为了统筹推动各校政治教育，专门成立了华北高教会，其拟定的公共必修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第一课就是“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内容包括“动物的劳动与人类的劳动的分别”、“劳动怎样产生了人与劳动怎样改变了世界”、“为什么社会发展史首先是劳动者、生产者的历史”等，《作用》被列为教学参考书。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个月里，费孝通、许德珩、裴文中等著名学者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为广大师生讲授“从猿到人”，为加强教学效果，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还专门举办了“从猿到人”实物展览。
“从猿到人”教育也在全社会普遍开展。一是举办科普展览。1950年春节期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在北京和平门外师大附中举办以“从猿到人”等为宣传主题的科学知识展览会，展出标本、模型、化石100多件，图表80多张。自2月17日至22日，六天内参观群众达56万人。二是开展理论批评与争鸣。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胡庆均的文章《关于“从猿到人”》，用科学依据论证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同时，还开展了对不符合或偏离这一观点的思想的批判，典型的例子是对复旦大学生物系刘咸著《从猿到人发展史》的批评。该书1950年10月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1951年5月再版。1951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韩文理的文章，对刘咸的著作进行了批评。韩文理认为，刘咸在人类进化问题上持唯心论观点，片面强调思维的作用，认为先有思维，后有劳动，必须进行修正。三是出版大批通俗读物。为配合《作用》的宣传教育，组织出版了一大批针对不同文化水平读者的通俗读物。如《从猿到人》（贾祖璋著，开明书店1950年版）、《人类的起源和发展》（M.C.普列雪茨基著、方恳译，作家书屋1951年版）、《从猿到人透视：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和世界》（方且著，上海编译社1950年版）、《从猿到人：通俗讲话》（王小石撰，新亚书店1950年版）、《从猿到人》（左本、云泉编绘，大众科学社1950年版）等，这些图书大都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有些采用图集的形式，有些采用讲故事的文体，娓娓道来，极为生动。
《作用》的文本新内涵
《作用》本意在于阐明人类如何从自然史进入社会史，从而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批判“上帝造人说”的经典文本。引介到中国后，为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文本被不断进行阐发，获得了许多新的内涵。
一方面，以“人类同源”的观念批判“人种论”，宣扬民族平等和“世界一家”的国际主义思想。在燕京大学举办的“从猿到人”展览中，展览了许多近代各民族的图片，以证明世界各人种原是一家人，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观点。还有观众看完1950年春节期间的科学知识展览会中“从猿到人”部分后，感慨道：“今天我才知道，人类的祖先就是一个，无论是黄种、白种、黑种、红种原来都是一家人，只是因为地理环境、气候、食物等生活条件的不同，就使得他们的肤色体质、言语不一样了。他们的聪明都是一样的，这一家人，应该是完全平等的。”1951年，林耀华著《从猿到人的研究》，书中专设一章，名为“现代种族都是一家人”，用较多篇幅来阐发“世界一家”的观念，“人类的种族和智慧能力无关，和意识无关，和语言无关，也和民族无关。现代各种族乃由于外表形态而区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由于同一祖脉相贯流传而来的。……现代世界上各种族，也都是一家人”。实际上，给《作用》附加“世界一家”的国际主义思想，源自苏联学者的阐释。苏联普列雪茨基著《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用很大篇幅对宣扬人种有高低之分的“人种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一切人种都是彼此类似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地位是相等的。
另一方面，“劳动”的概念经过重新解释，由抽象转变为具体。对于《作用》中“劳动”的准确内涵，长期以来研究者虽多有分歧，但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即在《作用》原文的语境中，“劳动”是一个哲学概念。但在中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传播过程中，“劳动”被等同于日常话语中的“生产劳动”甚或“劳作”、“干活”。据《人民日报》记载，一位参观“从猿到人”展览的观众说：“现在我明白人是从猴子在干活中变来的。”另一位生意人说，自己以前做生意贱买贵卖，挣钱多了，就多吃多喝。“今天我看到了‘从猿到人’的经过，才想到劳动真不容易，经过了好多万年，劳动了又劳动，古猿才一辈一代的变成今天的人。我自己为什么不去劳动生产而去骗人呢？过了春节我和我的同行老温商量好，一定到吉林去耕地生产，找个长久的活干。”还有一位赶大车的看了展览以后也激动地说：“咱们会说话，也是干活发出来的声音呢。咱们要学习祖先那样的努力劳动，找得吃的穿的，那才好哩！”对普通民众开展劳动教育，其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原汁原味地传递文本信息，更在于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树立“主人翁”思想。
在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中，“劳动”的含义又有了微妙变化，被阐释为比“干活”抽象一些的“体力劳动”，其现实指向则是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一部人类的历史，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生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人民的历史”。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合理性。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围绕“劳心者伟大还是劳力者伟大”这个中心问题开展了辩论，并对“先有思想还是先有劳动”、“在劳动中脑子比手是否更重要”、“工程师伟大还是工人伟大”、“教职员入工会是否受了委屈”、“为什么要为劳动人民服务”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暴露出一些同学存在“看不起工人”、“总觉得无论如何比工人高一等”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后在辩论中被击败，失去了市场。
总之，《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教育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载体。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被进一步阐发，其思想内涵更加丰富，“从猿到人”在中国最终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
〔作者胡一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100084〕 |
